随着基督教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基督福音开始在世界大范围扩张,传教士纷纷走向海外,到异教国家撒播福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开始迅速涌入到各个开放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基督教新教各宗派向中国派遣了更多的传教士,狄邦就烈就是其中一员。登州是新开放的通商口岸,基督教在此地的传教事业才刚刚起步,而美国北长老会在登州的传教尚处于拓荒阶段。1863年狄邦就烈等人受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次年初抵达登州,直至1898年去世,在这里生活工作了34个年头。狄邦就烈一生在登州传教、办学,她没有子女,把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她的学生们。初到登州时,语言不通,衣食住等各个方面都要亲力亲为,经过几个月的汉语学习之后,狄邦就烈和她的丈夫一起创办了“蒙养学堂”,在夫妇二人的精心呵护下,学堂规模越来越大,后来改称“登州文会馆”,最终发展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被誉为中国的哈佛大学。办学之初没有资金、没有教科书,狄邦就烈亲自编写教材——《乐法启蒙》、《训儿真言》等,《乐法启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系统教授现代音乐理论的教科书,同时她还协助自己的丈夫狄考文著书立说,协助自己的姐姐邦马吉编写算学教材,穷毕生心血和精力,培养出了一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急需人才。严格来讲,登州文会馆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狄帮就烈,除了基本的教学工作之外,她还像母亲一样照顾学生,无微不至,尤其在办学的最初几年,她要为学生的衣食、疾病、品行等各种大事小事操心忙碌,在负责后来的文会馆、文会女校期间,超负荷的工作和精神压力更使她疲惫不堪。作为一名传教士,狄邦就烈不仅致力于教育事业,还积极投身于乡村巡回布道、医疗卫生、赈灾救济、妇女事业等。论文通过对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邦就烈在登州活动的历史全貌整体考察,梳理狄邦就烈在登州各种活动,探讨这些活动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教育改革、妇女解放事业、赈灾救济事业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论文并非从阶级分析的立场上去区分敌友,指证侵略与否,而是试图从宗教学、从普遍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视角,审视狄邦就烈对自己信奉事业的执著和追求,对中国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对下层中国民众的同情、理解和救助,对异质文化的潜心解读、理解;解读她在异国他乡从事教育的热情和艰辛,对教育事业的真知灼见和为之不懈奋斗的精神及业绩;结合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美好追求,评判她献身中国一生的坚韧意志和高尚人格的内在本质性永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