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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对公共生活的渗透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各地方政府为公众开通了多种在线平台，公众可以登录这些平台对政府提出投诉、建议、咨询和求助。2016年以来，“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成为国家对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新要求，在这项“上网令”之后，各地方政府部门迅速建立和完善在线诉求平台的工作机制，平台答复率明显提高，引发了当前公众线上诉求繁荣的现象。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民留言规模在2015年不足15万件，而在2020年仅上半年度就超过30万件;青岛市政府信箱来信规模在2015年约为4万件，而在2019年超过9万件。公众线上诉求是政民互动的突出表现形式，可用来理解当代国家—社会关系。
已有文献对公众诉求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描述性阶段，本项研究旨在探究当前公众线上诉求模式及其解释因素。公众线上诉求包含多个维度，本文重点研究该现象的四个维度，分别是发生规模、渠道使用、公开留言以及对政府回应的评价。发生规模指地区公众线上诉求总量;渠道使用指公众进入诉求平台所用的渠道;公开留言指公众在平台上选择将自身诉求内容对其他网民可见;回应评价指公众对政府答复其诉求的满意度评价。这些维度涉及到政治信任、国家信息收集、个体信息披露以及政治支持，是解读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角度。为了解释这四个维度，本项研究从政治、技术和议题三个方面探究理论线索。政治因素指政府和官员的意愿、动机和工作能力;技术因素指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议题因素指公众诉求的具体客观内容。三种因素作用于四个维度，构成公众线上诉求的政治逻辑、技术逻辑和议题逻辑。
为检验公众线上诉求的四个维度与三种逻辑，本项研究收集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和青岛市政府信箱的线上诉求痕迹大数据，并结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百度检索指数、政府热线评估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结构主题建模，研究发现如下。(1)地级市的公众线上诉求规模受到政治、技术和议题因素三重影响:在政治因素上，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感知越高，地级市线上诉求规模越大;在技术因素上，互联网扩散和规模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互联网扩散和回应性感知之间存在正向交互效应;在议题因素上，地方环境污染程度越高，环境保护议题越突出，因此线上诉求发生规模越大。(2)渠道使用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手机硬件和软件的广泛应用使得公众逐渐转向使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渠道，对移动互联网渠道的使用甚至超过了对PC互联网渠道的使用;此外，由于农村居民更有可能是仅以手机为上网设备的网民群体，对移动互联网渠道的依赖性更高。(3)公开留言受到议题因素的影响:议题类型、议题领域、议题抱怨对象的公共性越强，留言就越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类型上，建议和投诉比咨询和求助的公共性更强，因此这些议题类型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领域上，交通运输、公共事业、城市管理等领域比人事管理、计划生育、劳动保证等领域的公共性更强，因此这些议题领域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抱怨对象上，政府机构比单个政府官员的受众范围更广，因此抱怨对象为政府机构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4)回应评价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回应速度越快，公众越有可能满意;政府回应模式出现行动时，公众更有可能满意。
公众线上诉求具备制度内参与和互联网络参与的双重特征，国家设置线上诉求平台的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这种参与形式在理论脉络上衔接着四个核心内容:公众输入制度建设、网络国家能力、国家信息收集以及回应型政治。本项研究的意义是拓展了这四个核心讨论。第一，有助于把握我国在互联网时代政治稳定的深层次制度逻辑。国家常常通过成立制度以促进稳定，我国线上诉求平台就是面向广泛公众的意见输入制度。第二，有助于理解我国在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与信息技术演进的关系。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最初被视为“解放技术”，但是互联网也能被国家利用用来发动“有序的”政治参与以促进政治稳定，因此互联网络也可能是“巩固技术”。国家日益有能力控制、使用互联网络，发展出强大的网络国家能力，基于互联网络的有序参与就是国家实施网络国家能力的日常政治过程。第三，有助于了解我国国家信息收集的条件和过程。国家治理需要收集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公众源源不断地向政府输送的反馈是国家最重要的治理信息来源，常被用于政策制定、监督下级政府、评估社情民意。第四，有助于深刻把握我国国家治理中的抗争性政治到回应性政治的历史转型。抗争性政治表明，公众需求若无法通过制度内途径得到满足，势必以抗争的形式爆发，化解抗争性政治困境的方法是向回应型政治转型。本项研究结合了政府回应性来考察公众线上诉求，顺应了从抗争性政治到回应型政治的转型趋势，为回应型政府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一是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技术和议题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将公众诉求放置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研究，填补了该主题研究分散、缺乏分析框架的不足;二是在实践层面上，助力国家信息治理能力建设、为打造回应性政府提供建设性意见;三是创新性地结合多源数据进行分析，全面把握我国当前公众线上诉求的特点、趋势与影响因素，为今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的量化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
已有文献对公众诉求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描述性阶段，本项研究旨在探究当前公众线上诉求模式及其解释因素。公众线上诉求包含多个维度，本文重点研究该现象的四个维度，分别是发生规模、渠道使用、公开留言以及对政府回应的评价。发生规模指地区公众线上诉求总量;渠道使用指公众进入诉求平台所用的渠道;公开留言指公众在平台上选择将自身诉求内容对其他网民可见;回应评价指公众对政府答复其诉求的满意度评价。这些维度涉及到政治信任、国家信息收集、个体信息披露以及政治支持，是解读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角度。为了解释这四个维度，本项研究从政治、技术和议题三个方面探究理论线索。政治因素指政府和官员的意愿、动机和工作能力;技术因素指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议题因素指公众诉求的具体客观内容。三种因素作用于四个维度，构成公众线上诉求的政治逻辑、技术逻辑和议题逻辑。
为检验公众线上诉求的四个维度与三种逻辑，本项研究收集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和青岛市政府信箱的线上诉求痕迹大数据，并结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百度检索指数、政府热线评估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结构主题建模，研究发现如下。(1)地级市的公众线上诉求规模受到政治、技术和议题因素三重影响:在政治因素上，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感知越高，地级市线上诉求规模越大;在技术因素上，互联网扩散和规模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互联网扩散和回应性感知之间存在正向交互效应;在议题因素上，地方环境污染程度越高，环境保护议题越突出，因此线上诉求发生规模越大。(2)渠道使用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手机硬件和软件的广泛应用使得公众逐渐转向使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渠道，对移动互联网渠道的使用甚至超过了对PC互联网渠道的使用;此外，由于农村居民更有可能是仅以手机为上网设备的网民群体，对移动互联网渠道的依赖性更高。(3)公开留言受到议题因素的影响:议题类型、议题领域、议题抱怨对象的公共性越强，留言就越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类型上，建议和投诉比咨询和求助的公共性更强，因此这些议题类型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领域上，交通运输、公共事业、城市管理等领域比人事管理、计划生育、劳动保证等领域的公共性更强，因此这些议题领域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在议题抱怨对象上，政府机构比单个政府官员的受众范围更广，因此抱怨对象为政府机构的留言更有可能被公开。(4)回应评价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回应速度越快，公众越有可能满意;政府回应模式出现行动时，公众更有可能满意。
公众线上诉求具备制度内参与和互联网络参与的双重特征，国家设置线上诉求平台的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这种参与形式在理论脉络上衔接着四个核心内容:公众输入制度建设、网络国家能力、国家信息收集以及回应型政治。本项研究的意义是拓展了这四个核心讨论。第一，有助于把握我国在互联网时代政治稳定的深层次制度逻辑。国家常常通过成立制度以促进稳定，我国线上诉求平台就是面向广泛公众的意见输入制度。第二，有助于理解我国在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与信息技术演进的关系。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最初被视为“解放技术”，但是互联网也能被国家利用用来发动“有序的”政治参与以促进政治稳定，因此互联网络也可能是“巩固技术”。国家日益有能力控制、使用互联网络，发展出强大的网络国家能力，基于互联网络的有序参与就是国家实施网络国家能力的日常政治过程。第三，有助于了解我国国家信息收集的条件和过程。国家治理需要收集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公众源源不断地向政府输送的反馈是国家最重要的治理信息来源，常被用于政策制定、监督下级政府、评估社情民意。第四，有助于深刻把握我国国家治理中的抗争性政治到回应性政治的历史转型。抗争性政治表明，公众需求若无法通过制度内途径得到满足，势必以抗争的形式爆发，化解抗争性政治困境的方法是向回应型政治转型。本项研究结合了政府回应性来考察公众线上诉求，顺应了从抗争性政治到回应型政治的转型趋势，为回应型政府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一是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技术和议题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将公众诉求放置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研究，填补了该主题研究分散、缺乏分析框架的不足;二是在实践层面上，助力国家信息治理能力建设、为打造回应性政府提供建设性意见;三是创新性地结合多源数据进行分析，全面把握我国当前公众线上诉求的特点、趋势与影响因素，为今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的量化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