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2020年的企业合规改革,已成为影响深远的重大司法改革课题。但当前的合规改革主要是从程序激励入手,对实体激励层面关注较少。此外,合规刑事激励机制尚未在法律上真正确立,其适用范围也存在争议,极大地束缚和阻碍了改革发展。域外国家多从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两个维度,以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为内容建立合规激励规则,从而给予企业开展合规管理的压力与动力。借鉴相关思路,中国模式的合规刑事激励机制应定位为包括实体激励和程序激励在内的综合体系,以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并举,督促企业进行自我管理与犯罪预防。还应加强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结合,整合二者的激励元素,构建贯穿诉讼全过程的合规刑事激励机制,实现最大的激励效果。我国合规刑事激励机制的构建进路为:一,厘清合规激励的适用范围。总体来说,合规刑事激励的对象是企业而非个人;合规激励措施应适用于更广泛的群体,包括大、中、小企业;合规激励适用不应受罪刑轻重限制。但并非在个案中对每个涉罪企业一律适用刑事合规,而是需要区分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确定合规激励适用对象的筛选条件。二,从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层面,协同发掘合规激励的制度资源,统筹构建合规刑事激励体系。在实体法层面,建立以有效合规作为积极抗辩事由的合规出罪激励规则;提高罚金数额,丰富刑罚内容,形成多元的合规刑罚激励机制;将合规建设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从重或者减免情节,以处罚的威慑和鼓励推动企业开展合规管理。在程序法层面上,将合规作为决定适用强制措施的考量因素,通过轻缓强制措施释放合规激励效能;通过激活行政处罚机制、增设企业定期报告制度,强化检察建议的约束力;确立合规考察不起诉制度,明确考察期限,扩大罪刑适用范围,进一步彰显其激励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