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是20世纪中国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投影，牵连着现代中国思想的流转和裂变，影响并铸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变局。本文从创造社这一角度切入，探寻“革命文学”生成的理论机制和现实依据，理清“革命文学”得以发展、壮大的生长脉络，审视并反思“革命文学”理论与文本的得失。 “革命文学”的发生。“革命文学”这一独特文学现象之产生与“革命”话语的制造、流通和积累密切相关。从“汤武革命”说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革命”在中国一步步走向神圣化，“革命”崇拜心理与日俱增。文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文学标准的确立和崩溃过程，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消亡，表征着权力的在场与缺席。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促使知识分子有机化，在意识形态方面争取大众，以保证取得革命胜利。故此，“革命文学”成为中国时代形势的必然要求。知识分子通过为文学立法，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凝聚、整合和认同的功能，发动大众投身革命，实现革命目的是“革命”与“文学”联姻的理论逻辑。意识形态功用必然成为“革命文学”的旨归，“革命性”成了衡量其价值的标准。“革命文学”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革命一样，若仅仅停留在暴力发动的层次，而不以人的全面解放与社会的发展为终极目标，那这样的“革命性”就是浅薄的和庸俗的，其价值也将是空泛的。 创造社期刊与“革命文学”的展开。“革命文学”能成为席卷文坛的主流话语离不开有意识的期刊运作。后期创造社能成功实现“方向转换”并倡导“革命文学”得时代风气之先，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的精心运作。透过这两种刊物，我们可以探寻出“革命文学”话语一步步走向统领文坛地位的内在脉络和成长机制。《创造月刊》的发展过程生动地标示出创造社的“转换”历程，它为“革命文学”的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正是《文化批判》的运作，使创造社掌握了“革命文学”的领导权，铸就了后期创造社的辉煌；也正是它的提倡和推动，“革命文学”运动才得以全面铺陈开来。“革命文学”的成长，离不开人为的推动。 创造社“革命文学”的理论和文本。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首先面对的是“革命文学”何以可能的合法性问题。创造社以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为理论前提，从文学产生的社会阶级背景入手，以对“五四”文学的阶级论断为参照，通过证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来推定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之必然，“革命文学”的合法性也由此获得。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还包括文学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