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知识贬值”、“学历贬值”、“毕业即失业”、“知识失业”、“文凭膨胀”、“学非所用”、“高知低就”、“大材小用”、“人才高消费”、“考研热”等热门词汇见诸报端,“最难就业季”似乎每年都在上演,“新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出现了过度教育?一方面,自1999年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受教育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处于高知低就或大材小用的状态,即学历与工作不匹配,从而导致从教育中获得的技能不能充分发挥,相对于匹配状态经济地位下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教育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过度教育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扭曲资源配置,如过度教育造成就业状况恶化,失业增加;教育投资低效率、教育资源的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甚至是让国家陷入一种过度教育恶性循环。针对我国出现的“知识失业”、“大材小用”、“人才高消费”等现象,学术界逐渐关注劳动力供需的教育匹配问题。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过度教育的四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过度教育问题?如果存在,我国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及变化趋势有什么特征?第二,突破关于过度教育仅仅关注成因的解释,而忽略过度教育后果的分析的现实,从过犹不及效应新视角,基于微观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在人力资本理论、技术变迁理论、职业发展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信号理论、工作竞争理论的基础上,从个体、组织、社会三个层面深刻探讨教育为何会“过”及“过”的消极影响,最终形成过度教育因果模型。第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2015年的数据,利用Duncan和Hoffman(1981)提出的ORU方程、Verdugo和Verdugo(1989)创立的V-V模型实证考察过度教育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第四,从就业质量之工作满意度的视角探讨过度教育的就业效应,在过度教育与工作满意度可能的三种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期望机制、相对剥夺理论、工作需求-控制模型从理论上对过度教育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数据实证分析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过度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过度教育发生率及趋势方面:(1)2010年、2013年、2015年过度教育发生率分别是28.28%、27.29%、23.91%;呈现下降趋势;适度教育发生率分别是25.87%、26.18%、26.63%;呈现缓慢增长趋势;教育不足发生率分别是45.85%、46.53%、49.46%;呈现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外已有研究结果相似,从侧面说明了过度教育在我国的严重性。(2)过度教育在性别、年龄、单位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家庭经济情况、地区职业表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的过度教育发生率高于男性;年轻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高于年长者;党政机关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表现出加速下降趋势,企业单位过度教育发生率呈现下降趋势;港澳台资企业过度教育发生率高于其他企业性质的员工;2010年、2013年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初级职员、一般职员、服务人员和商店及超市的销售人员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职业。(3)将影响过度教育发生的因素分为三类:个体特征(性别和年龄),工作特征(单位类别、地区)和家庭特征(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第一,个体特征,性别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年龄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越年轻越容易发生过度教育。第二,工作特征,事业单位员工过度教育发生率是党政机关员工的43.7%;社会团体、居/村委会员工过度教育发生率是党政机关员工的19.1%;与党政机关员工相比,企业、无单位/自雇员工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没有显著的差异。相对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是东部地区的68.6%;西部地区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是东部地区的58.8%;这说明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第三,家庭特征,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过度教育没有显著性差异,与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相比,高于平均水平过度教育发生概率为其62.9%,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平均水平与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没有显著性差异。2.过度教育的过犹不及效应方面:(1)教育确实存在过犹不及效应。(2)个体层面,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个体,为了提高收益、弥补其他方面不足、未来发展的需要、获得更多的工作自主权,理性决策继续进行教育投资,形成了过度教育;其过度教育状况有可能是表面上过度而实际未过度,亦有可能是真实过度;从而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包括(1)工资惩罚,与适度教育者相比存在收入损失;(2)工作满意度降低,劳动生产率下降;(3)工作场所的偏常行为(高缺勤率、高离职率、高旷工率、低工作参与);(4)健康状况(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恶化)。(3)组织层面,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雇主,为了适应新技术、为企业未来发展储备人才、降低生产成本愿意雇佣过度教育员工,形成组织层面的过度教育,从而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包括(1)劳动生产率下降,影响组织绩效。(2)工作场所中的偏常行为影响组织整体工作氛围。(4)社会层面,教育是准公共物品,政府对教育进行财政补贴,个体在作出教育投资决策时只需要考虑个体成本,而不需要考虑真实成本;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实;教育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及通过教育可能实现的社会流动,社会层面形成了鼓励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环境,形成了较高的过度发生率,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包括(1)影响教育发展,造成人力资本浪费;(2)影响就业;(3)影响社会公平,甚至社会稳定。3.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方面:(1)基于ORU模型的分析结果发现,控制了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后,工作要求的教育回报率是17.3%,过度教育年限的系数为11.0%,教育不足年限系数为-13.2%。相对于从事同样工作的适度教育者而言,过度教育者可以得到正向的工资溢价,超出部分教育回报率为11.0%,教育不足者每少一年则需要承担13.2%的工资损失;但是,相对于具有相同学历的适度教育者而言,教育过度者将承受相应的工资惩罚,没少一年的惩罚为6.3%,而教育不足者将获得较高的工资,超出适度教育者4.1%。这一结论与前期学者使用ORU方程的研究结论一致:即超出部分的过度教育依然可以获得正向回报,但教育回报率明显低于工作要求的教育回报率。(2)基于V-V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在未控制其他变量时,个人实际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回报率为13.9%。过度教育的系数为-24.7%,教育不足年限的系数为-21.1%。表明与相同教育水平的适度教育者相比,过度教育者需要承受24.7%的工资惩罚。控制了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后,个人实际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回报率为12.9%,过度教育年限的系数为-9.1%,教育不足年限系数为-2.0%,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3)不同性别、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地区的过度教育收益率表现明显差异。4.过度教育的就业效应方面:从就业质量之工作满意度的视角探讨过度教育的就业效应,多维度视角考察过度教育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即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多维度工作满意度)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最终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综合呈现何种关系取决于积极和消极作用的大小,而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又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感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过度教育年限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工作经验和正式合同对工作满意度有积极影响,工资与工作满意度不相关。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工资在过度教育与工作满意度之间未起到调节作用;正式合同、工作经验在过度教育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缓冲调节作用。我国过度教育普遍存在,可能对个体层面、组织层面、社会层面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因此,个人要科学评估教育投资风险,慎重选择;企业要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政府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形成“三位一体”的互动体系,来降低过度教育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