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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以女性性工作者为研究对象的质性研究。从主体建构的视角出发,呈现与阐释她们对“疾病”的主体建构和实践,并将这种基于“主位”的“疾病”建构、实践与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疾病”问题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进行对比(以公共卫生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研究和干预为主)。通过“主位”和“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疾病”建构及其实践的对比,得出视角不同造成的割裂状态,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研究中,运用“社会角色”理论,在阐释与分析中拓展这一理论在特定“角色”群体中的解释力(针对性工作者等社会边缘群体,笔者提出“负角色”概念)。在“负角色”扮演中,女性性工作者形成的“行业感”和“私在生活”影响着她们对“健康”的主体建构和实践。正是“主体建构”视角的引入,让“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得以体现。 概括地说,本研究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主、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的“疾病”是如何被建构和实践的?以及,从主体建构视角出发,在社会中扮演特定“角色”(“负角色”)的女性性工作者,她们“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是如何在不同“角色”扮演中体现的? 具体来说,本研究需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从“主位”视角出发,女性性工作者对“疾病”的主体建构和实践是怎么样的? 第二、从“客位”视角出发,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是如何建构女性性工作者的“疾病”问题,以及在实践中是如何开展干预实践的? 第三、“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下的女性性工作者“疾病”建构与实践呈现怎样的割裂状态? 第四、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从主体建构视角出发,呈现女性性工作者“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是如何在不同“角色”扮演中体现的? 从逻辑上讲,研究和写作分为三个层级:在第一部分中,笔者对研究进行综述,并回顾相关理论和文献;第二部分重点阐释和论述上文提到的前三个研究问题,即呈现“主、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的“疾病”是如何被建构和实践的,并进行比证分析,从而为本文的第三部分作以准备;全文的第三部分将重点回答上文提到的第四个研究问题,即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从主体建构视角出发,呈现女性性工作者“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是如何在不同“角色”扮演中体现的,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 本文的写作逻辑如下图所示:第一部分导论:研究综述及文献回顾第1章研究综述第2章文献回顾第二部分割裂:“主、客位”视角下的“疾病”第3章“疾病”的主体建构及其实践第4章“疾病”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第三部拓展:从“疾病”走向“健康”第5章“健康”的主体建构及其实践第6章结论与思考 第一部分为研究综述以及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在第一章中,呈现了研究的立意、问题的源起、研究主题的界定、方法论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策略、资料整理与分析框架和研究意义。在第二章中,对以下研究主题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关于“疾病”的研究;关于“健康”的研究;医学模式与医患关系;角色理论及研究。在对这些研究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回顾、总结的同时,指出本研究所作出的理论呼应和研究价值。 第二部分呈现“主、客位”视角下,对女性性工作者“疾病”的建构和实践的割裂状态。 在第三章中,呈现了女性性工作者对“疾病”的主体建构和实践。首先,她们对性病、艾滋病的主体建构与“行业感”相关:“行业感”决定着她们对性病、艾滋病距离远近的判断,并影响着她们的建构和实践。其次,女性性工作者对性病、艾滋病的建构更多是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的,是作为具体行业实践中的一部分。最后,她们对性病、艾滋病的建构因空间流动、不同“客人”以及不同“角色”扮演而呈现出变动的建构结果。另外,她们对性病、艾滋病知识的获得和实践需要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除了性病、艾滋病以外,“主位”视角下,妇科疾病、其他传染疾病以及胃肠道疾病也被女性性工作者纳入“疾病”建构和实践的视野中。 从实践层面来看,女性性工作者对安全套的使用不一定直接受“性病、艾滋病知识”的影响,也就是说,“知、行”之间的线性关系是被打破的。首先,基于“主位”视角,她们对“安全性行为”的建构不完全基于“疾病”风险的角度,而是与人际关系中的亲疏远近、是否会意外怀孕等因素有关。“陌生人”及其带来的潜在人身伤害也被纳入“安全”的考虑之中。在与老公、男朋友之间的性行为中,考虑“疾病”风险的“安全”被视为是对亲密关系的破坏。安全套的使用逐渐被赋予“性交易符号”,成为性交易的“仪式道具”,并与“私在生活”中亲密关系进行区隔。即便是在与“客人”之间的安全套使用中,也不完全基于理性。“主位”视角下的安全套使用,绝不是“知”与“行”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是变动的、情境的、甚至是情绪影响下的产物。另外,女性性工作者的求医行为呈现出丰富的实践逻辑和变动性,与经济原则、“远近”衡量、自我感知和关系网都有一定的关系。 在第四章中,呈现了“客位”研究及其“公权力”实践中由于“客位”视角所导致的对干预对象的认识、目的设置、行动逻辑、干预内容以及干预方法及评估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将这些内容逐一与“主位”视角的相应内容进行比照。 从对“女性性工作者”的认识来看,“客位”视角下的“女性性工作者”被一种“身份”标定在“公权力”实践和具体社会控制中,被视为是“性病、艾滋病的高发人群”,“在艾滋病流行中起放大器作用”;“主位”视角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只是一个“角色”。“行业感”不一定与疾病风险有关,也就是说,在行业实践中形成的知识和行动逻辑并不完全指向疾病预防。另外,她们还有其他“角色丛”扮演中的“私在生活”。 从目的设置来看,“客位”研究及其实践指向“程序目的性”,即降低性病、艾滋病的发病率;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和相关疾病知识的知晓率;促进其医疗行为的改变等。从“主位”视角出发,目的设置应该突破“程序目的性”,体现“内在目的性”,即研究及其实践中蕴含的最终目的,它指向“整体的人”。 从行为逻辑来看,“客位”研究及其实践是在“知信行”理论(KAP)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基于“知——行”之间线性关系预设的行动逻辑造成了实践干预工作中“知而不信”、“信而不行”的出现。“主位”视角下,科学的、正确的、理性的知识并不一定决定着行动的发生。性工作者“负角色”扮演以及其他“角色丛”扮演中的“私在生活”构成了生活整体图景,影响着行动发生和意义解读。 从干预内容设定来看,“客位”视角将疫情监测、性病、艾滋病知识、求医行为与诊疗服务作为干预工作的核心内容,仍然仅仅围绕“疾病”的身体维度。在“主位”视角看来,干预内容应突破性工作者“负角色”扮演中的疾病维度(尤其是仅仅关注性病、艾滋病),将她们“私在生活”中其他“角色丛”的扮演也纳入干预内容之中。在追求“内在目的性”的同时,追求具体的、实践性的干预内容设置。 基于“客位”的干预方法和评估体现出与性工作者之间“咫尺若天涯”的距离感。“客位”研究及其干预实践在女性性工作者看来是“局外人”和“他者”;干预评估中也只体现对“程序目的性”的追求。从女性性工作者“主位”视角出发,她们更容易相信和接受“局内人”传播的信息和知识;“知识”必须经过“内化”才能影响行动的发生或改变。在“客位”研究及其实践干预评估中纳入女性性工作者“主体”的意见表达,能够体现对“内在目的性”的测量和追求。 通过“主位”、“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疾病”建构及其实践的对照分析,清晰地呈现由于“主、客位”视角的不同所导致的割裂。正是这种割裂,使得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在现实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释或解决的问题。“主位”视角的纳入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第三部分呈现了女性性工作者对“健康”的主体建构及其实践。从主体建构视角出发,呈现女性性工作者“健康”的“主体性”和“整体性”是如何在不同“角色”扮演中体现的,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基于扎根理论,“负角色”、“行业感”、“私在生活”三个概念构成了“健康”建构的解释模型。 “负角色”,是指在社会系统中不符合社会主流规范和期待的“角色”设置。“行业感”是指,在某一行业中的实践“主体”(实践者)对这一“行业”及自己在“行业”中从事的工作持有的直接的、自发的、基于主体的体验和认识。“私在生活”是指社会边缘群体个人自我划分出的、与“负角色”扮演无关的私人生活领域,它既是具体时空概念,也是从主体出发建立的“心理区隔”,是当他们没有进行违反社会规范和社会期待的“负角色”扮演时,日常生活中其他“角色丛”的实践空间。 在性工作者“负角色”的扮演过程中,她们自身建立起一种对性工作和性产业直接的认识和体验,这种认识是不带价值判断的(即不管认同与否),而是对自己跻身的“这一行”的认识。她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将疾病风险纳入“行业感”的建立,影响着她们对“健康”的建构与实践。同时,在“行业感”建立的过程中,诸如入行、流动、场所内实践、疾病风险、暴力问题、吸毒问题及其他风险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性工作者具体的“健康”问题。与“客位”的研究及其实践相比,这种“行业感”影响下“健康”绝不仅仅只有“疾病”预防或治疗的单一维度。 女性性工作者的“私在生活”,主要由家庭关系、感情生活、人际往来、饮食与居住、生育实践、生活感悟和生命信仰等方面构成。与“客位”视角不同的是,女性性工作者“主位”视角下的“健康”建构与实践不仅仅与她们性工作者的“负角色”扮演有关,作为日常生活中“整体的人”,她们对“健康”的建构和实践是具有整体性的,反映在各个“角色”的扮演之中。“私在生活”的提出不仅是对“负角色”扮演之外其他“角色”实践全貌的呈现,而且,在主体建构视角下,不同角色扮演的整体过程使具有社会隐喻意义的“疾病”走向个人主体的“健康”,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 在“行业感”与“私在生活”中,女性性工作的“健康”主体建构是多元的、情境的、实践的。在实践层面,她们的保健行为不仅体现出对经济花费的衡量,而且还基于卫生标准、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对“干净、脏”进行判断和实践。另外,除了“健康”维护之外,保健与保养还体现出她们作为女性对美的实践。 综上所述,本研究紧紧抓住主体建构的视角,呈现与阐释女性性工作者对“疾病”的主体建构和实践,并将这种基于“主位”的“疾病”建构、实践与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疾病”问题的“客位”研究及其实践进行对比(以公共卫生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研究和干预为主)。通过“主位”和“客位”视角下女性性工作者“疾病”建构及其实践的对比,得出视角不同造成的割裂状态,并呈现从“疾病”走向“健康”的“主体性”必然,从而呈现出从“疾病”到“健康”的主体实践空间和意义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