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古都的形制和功能上，均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相似处。这一点，在中国的隋唐时代和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日本古都的迁徙，特别是从藤原京到平安京的转移过程，几乎均出于如何有效地移植隋唐律令制度，改变日本社会形态的根本要求而次第展开的。 有关日本都城的迁徙问题，日本学者曾经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重视角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曾对日本的迁都事宜有过相当的涉猎。但是，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对都城实体的缜密“复原”和迁徙路线的考证方面，至于对都城的迁徙与当时社会演变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几次重大的迁都事件与社会转型间到底有何必然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本身能给人们带来哪些连续、规律性的认识等问题，却少有论及。即使有所讨论，至多也只是停留在对古代迁都问题的断代认识上，其于近世、特别是对日本步入近代的象征性开端——东京迁都等整体规律性问题，尚未遑论及。表明这种研究，在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大的规律上，还缺少突破性的建树。 实际上，日本历史上的迁都所关涉到的社会演进，集中体现在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和这两大转型中间的过渡变化上。这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一次是以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迁都为重要标志的系列迁都行为，它使日本社会完成了古代·中世的中央集权的律令制确立过程；另一次则是从京都(原“平安京”)到江户的东京迁都，它使日本社会初步完成了资本主义改造，并大体上实现了近代化。而作为两大转型中间之过渡变化的日本近世，则主要呈显为江户城在近世所蕴涵的推陈出新的全部可能性。由于内容和形式不可分离，因此，只有从“迁都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研究该问题，才能使以往不易解释或解释不清的诸如都城结构与都城机能的变化等问题，获得相对清晰的规律性认识。 本文结合东亚地区动态的国际关系背景，特别是日本对自身与中国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和梳理，指出：“日本历史上的迁都与社会转型”，反映了日本历史上两个主要阶段重大迁都事件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古代·中世阶段，中国隋唐时期的社会制度移入日本后，日本的都城无论是建制还是城市机能，均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重大转变，它标志着日本完成了从氏族制度朝以“律令制”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蝉蜕过程；到了近世，特别是近代，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西方的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等，则在新都东京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反映出东京迁都对日本的资本主义化所具有的重要表征意义。上述流变过程，可简要梳理为以下几个部分：即1，早期采行中国律令制度的“藤原京”迁都——它成为日本朝律令国家体制变革的关键性标志，都城本身亦发挥了与律令体制相适应、相匹配的重要规划功能；2，全面展开中国律令制度的“平城京”迁都——它成为日本律令制度获得普及化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繁荣期；3，巩固律令制度的“平安京”迁都——它成为日本中央集权制度的稳定与衰落期；4、准都城“江户”的历史阶段——它成为日本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瓦解和早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渐萌生的标志；5，东京迁都——它标志着“明治维新”给日本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日本的迁都与社会形态演变过程，具有鲜明的文明融会特征。由于日本在引进外来文明的同时从未放弃过自身固有传统，因此，迁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亦中亦日”或“非中非西”的社会形态变化特征，从始至终都呈显出十足的复杂性。因目前的中日历史地理学界尚无人从总体规律上对此问题作专门分析，所以，以“日本历史上的迁都与社会转型”为视角来系统研究之，或许会对学界相关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