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以贵州省医联体内医师、患者、管理者为研究对象,探究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认知及在医联体内的政策推行意愿,把握影响其推行多点执业政策的动、阻力因素,对政策推行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提出补偿措施,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推行意愿。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搜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借鉴2种理论模型,构建论文分析框架及关键要素的测量指标。通过焦点小组访谈,邀约来自政府、高校、医院管理方面的相关技术专家进行系统访谈,研讨与完善研究框架和初始量表。通过问卷调查法,分别选择贵州省一家西医三甲综合医院与一家中医三甲综合医院牵头的医联体,共计115所医疗机构开展问卷调查。使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人口学特征上的分布采用计数与百分比描述;卡方检验用于人口学特征、政策认知与推行意愿上的差异比较;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政策认知与推行意愿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结果:（1）医师收入水平、单位等级与政策认知是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意愿的负向影响因素;中、西医类医师对多点执业政策认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别、编制、职称是西医师政策认知的正向影响因素,职称与工作单位等级是中医师政策认知的正向影响因素;中、西医师对多点执业政策的推行意愿比较没有统计意义。（2）管理者对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知晓率低于医师（19.9%＞18.7%）,对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支持率低于医师（63.8%＜77.3%）。管理者对多点执业政策的认知与其工作年限呈正相关,工作年限越长,对多点执业政策的认知度就越高。管理者对本单位医师开展多点执业的意愿受其收入与政策知晓途径的影响,呈现出收入越高,政策意愿越低;政策知晓途径越权威,政策意愿越低。（3）患者对多点执业政策的不知晓率较高,达到44.0%,表明针对该群体的政策宣传工作尚待加强。知晓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患者群体对该政策的支持率高达90.9%,表明该政策较受患者认同。患者就诊医疗机构的等级是其政策认知的正向影响因素,即患者就诊的医疗机构等级越高,其政策认知越高。患者对多点执业政策的知晓途径与其政策推行意愿存在因果关系,政策知晓途径越权威,其对多点执业政策的推行意愿越高。（4）对医联体内管理者、医师与患者推行多点执业政策的顾虑调查发现:管理难度加大（4.19±0.69）、病源流失（3.98±0.47）、竞争优势被削弱（3.97±0.56）是管理者推行多点执业政策的前三位担忧因素。多点执业医院的工作条件（4.51±0.38）、自身利益缺乏保障（4.49±0.16）、执医医疗风险增加（4.26±0.53）是医师开展多点执业的前三位担忧因素。医疗安全问题（3.64±0.34）、医疗质量同质性难以保证（3.55±0.19）、医患沟通存在延迟（3.47±0.41）是患者推行多点执业政策的前三位担忧因素。（5）针对医师群体调查本医联体内推行多点执业政策的不利条件,按矩阵得分的先后顺序排列为: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尚未建成成熟的利益共享机制（4.51±0.73）、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间的转诊机制不成熟（4.45±0.14）、医联体内部各医疗机构的权利义务尚未理顺（4.44±0.27）、医联体内医疗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未实现（4.42±0.69）、医联体内监督体系与机制尚未健全（4.40±0.38）。结论:医联体内推行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涉及不同的执行主体,政策执行主体对该政策的认知与价值追求各异,各主体通过对自身在政策推行过程中的利弊权衡从而对多点执业政策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推行意愿。此外,医联体作为多点执业推行的政策环境,医联体内存在和发展的一切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将对多点执业政策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对政策推行过程中的利益受损方采取补偿措施,对政策环境的不利因素进行规避与改善,从而促进多点执业政策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