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与情绪在社会两难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规范抑制自私行为,促进亲社会行为,在这种功能的背后,情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力机制。大量研究表明,羞愧和内疚等负性情绪促使个体避免违反社会规范,在维持合作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积极心理学和道德情绪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积极情绪在提高亲社会行为中重要的动机作用,这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相契合；较之以往关注当前情绪体验对合作行为影响的研究模式,预期情绪作为决策前的影响因素,其动机功能得到了已有研究的支持,但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少；随着对情绪研究的深入,单纯正性负性的区分无法明确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关注单一种类的情绪又忽视了多种情绪的协调或冲突,可能夸大或低估某种情绪的功能；尽管许多学者都提出“目标一致性”对情绪的影响,但两难情境中个体追求的目标与预期情绪的关系研究还很少；此外,跨文化研究表明,文化对情绪体验和表达以及合作本身均有着强烈的影响。本研究着眼于国内情绪与合作行为研究较少的情况,采用实验室与问卷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将内疚、羞愧、自豪和光荣4种情绪总括为荣辱感,将预期荣辱感和荣辱感情绪唤起区分开,采用两个实验,探索荣辱感和社会规范对社会两难合作行为的影响。实验一探究社会规范、预期荣辱感、混合情绪预期及目标与公共财物两难中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验二采用第三方情绪沟通诱发荣辱感的情绪体验,研究第三方情绪沟通和荣辱感情绪体验对2人赠予两难中合作行为的影响。以下是本研究结论：(1)社会规范中,相对于命令性规范,人们的描述性规范偏低,与在该情境下默认的社会规范更接近,且个体差异较小,对合作行为具有更强的预测力；(2)预期内疚和预期羞愧高相关、预期光荣和预期自豪高相关,且4者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支持了荣辱感情绪群概念；(3)描述性规范调节预期光荣与合作水平的关系,但对预期后悔和合作水平的调节作用不存在。其中,描述性规范和预期光荣只要有一个较高,均会导致较高的合作水平,只有两者均较低时,合作水平才会明显偏低；(4)预期后悔降低合作水平,预期光荣能提高合作水平,光荣情绪预期较高的个体的合作水平均较高,高预期后悔显著降低了光荣预期较低个体的合作,混合预期情绪能够更好的解释合作水平的差异；(5)有规定点的公共财物两难中,个体普遍感受到较强的贡献义务,风险规避和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显著影响合作水平,而非前入普遍认为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6)第三方对博弈者表达的“满意”情绪沟通能诱发博弈者较高的光荣情绪体验,证实了光荣对外部反馈的依赖性,而作为自我意识情绪的自豪感可以进行自我奖励,第三方肯定的情绪沟通作用不明显；(7)第三方“满意”情绪沟通没有显著提高2人赠予两难中的合作水平,且荣誉感与该情境中的合作水平不相关,这种结果可能与赠予两难范式不具备较强的“集体”性质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