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逐渐受到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对华政策上失去了过去的主导地位。国际社会因为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同中国的关系,加上对美国安排的国际金融制度的不满,纷纷呼吁放松已实行长达十余年的对华贸易管制,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美国国内各阶层也因为国内经济困境而要求政府和中国直接沟通。加之美国阻止中国成为核大国的政策以失败而告终,在越南问题上美国的军事威慑又没有令中国屈服、反而令美国陷入战略困境,政府开始接受和中国共存的现实并调整对华政策。　　 1964年约翰逊(Lyndon B.Johnson)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政府内外面对国内外各种变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是否调整对华政策、如何调整对华政策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政府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在对华立场上有所缓和,打算从放松对华贸易管制入手逐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为70年代的中美关系全面解冻奠定了基础。　　 本文希望探究的主要问题有三:首先,探讨影响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内外经济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因素甚至可以让意识形态居于从属的地位。其次,考察美国政府在把对华政策纳入亚洲战略甚至全球战略的框架下,如何围绕“中国核试验”和“越南问题”处理同中国的关系的。第三,通过理清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发展线索,重点研究导致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摇摆不定的各种制约因素。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来探究以上的问题。第一部分,梳理美国对华贸易管制的历史渊源。经济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往往要在较长的时间里才会逐渐显现,回顾美国在对华贸易管制问题上的动态变化,有利于加深对约翰逊政府时期放松对华贸易管制的理解。第二部分,着重研究约翰逊政府时期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这些变化如何在政治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第三部分,从战略角度入手,首先考察约翰逊政府如何处理“中国核试验”带给美国的冲击；接着研究在越南问题上,美国政府是如何和中国进行政治、军事博弈,以使越南战争的进程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的。第四部分,探讨就约翰逊公开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在制定具体措施上产生的分歧,以及其在松动对华政策方面受到的各种制约因素。　　 本文认为,美国自60年代以来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战略问题,是促使约翰逊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尽管约翰逊政府可能并不情愿主动地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在对华贸易管制问题上的松动,集中证明了经济因素对政治关系潜移默化而又意义深远的影响。美国不得不把中国纳入其亚洲、乃至全球战略框架之中予以考量,力求在使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削弱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同时,美国也不得不正视未来将和中国共存这一现实,在制定军事战略时充分考虑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力求在达到军事目标的同时不触动中国敏感的神经,在亚洲保持实力的平衡。　　 然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并非完全理性的,而是深受“自尊”、“面子”的约束,这集中体现在美国国务院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僵硬而又刻板的立场上,总想着把责任甩给中国,对舆论有个交代就行了,这一思维限制了约翰逊政府拿出勇气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并重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