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份。研究“1978年”同样具有极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改革起步至今的30年间,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历史研究者,他们对于农村改革充满了复杂的情结,既有对改革的崇敬,也有对改革的忧患;既有对改革的赞叹,也有对改革的不满。那么,该如何理解1978年前后的中国农村改革初期的农村与农民的生存状态?这一命题实际上既简单,亦复杂。所谓简单,似乎我们只需要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因素统统考虑进来,就能够对此作出较为全面的回答。所谓复杂,则是说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的因素纠合在一起,彼此影响、相互关联,很难对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而且,这些因素发挥影响的过程并不是局限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内,其影响并不随着历史事件的终结而消逝。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极其巨大的,农民由此而激发出来的热情与力量迅速改变了农村长期贫困的局面。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中国农村率先启动了改革,但是农民并未成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改革30年后,“三农”问题成了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有人将改革30年后的农村与农民的生存状态归结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是一种“铁饭碗”职业。虽然也只是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是国家公共保障制度使得农民无需独立承担土地经营的风险,农民享受着国家和集体给予的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而改革之后,农民手中的“铁饭碗”被打破,尽管重新为自己创造了土地自主经营的制度环境,但是他们同样又回到了“靠天吃饭”的局面。随着国家对农村投入的减少以及原有的公共福利体系的瓦解,农民必须依靠自己承担许多原本不需要承担的压力。随着改革的进展,一方面,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见缩小反见扩大,农村的各项生活条件与设施已经大大落后于城市。另一方面,在农村内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快。富裕的农民转换身份成了私营企业家、商人或者乡村管理者,并且积累大量的财富与资源。而贫困的农民则成了城市工商业与农村工商业的雇用职工(农民工,或称之为劳工化)。由于农村主体地位的丧失,那些依然属于农民身份的人已经越来越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无法有组织地进行表达,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总之,当代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已经促使人们重新形成对农村的印象,并且重新思考农村改革30年后的成败得失。本文按照先宏观后微观、先整体后局部的思路,对改革之初的国家与农村的互动关系、农村内部与外部环境、农民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作了比较,从而得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即1978年前后的中国农村改革并非整体性的,而是呈现出了局部化特征。导致这种局部化的原因则在于农村与农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在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政策因素及群体心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现有的对中国农村改革成就的整体性评价已经不能适应重新认识历史的需要。这种需要要求将改革的历史成效与实际后果结合起来进行比照。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其一,基于农村内部而言,农村改革的意义并不像普遍认同的那样来得重大。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生产制度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作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回归。由于农民原本就极为适应这种制度,因此,当政策环境形成后,这种自发式的制度推行在农村未见太多阻碍,并速见成效。其二,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来源于农村的内部。这种内生性的改革是现实经济状况、农民的生存需求与政策博弈的结果,是农民的行为主导着政策的变化,而非政策引导农民的行为。尽管改革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劳动生产效率较集体化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种源自制度变革的边际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减弱。这也意味着,如果要持续激发农村的生产潜力,就必须对现有的制度进一步进行创新,或者从技术、资金等要素的角度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其三,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在改革初期都采取了基本相同的方式,但是改革的推进并不是整体性的,而是存在一种局部化的倾向。只有那些具有改革传统、勇于尝试探索、更富冒险精神的农民和农村地区才率先获得了成功,并且在改革过程中完成了身份与职业的转化。与此同时,由于改革进展呈现局部化状态,农村内部、城乡之间的差距正不断扩大。其四,导致改革局部化的原因在于不同地区的农村存在诸多的差异性因素。这些差异性因素都“机缘凑巧”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与进展。由于中国农村传统的共同体结构使得农村地区的经济系统相对封闭,自然环境、经济结构与个体的心理、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这种经济系统造成的影响也相对独立,因此,在改革起步之后,中国的大部分农村都采取了“各自为政”的发展思路,相互之间并无太多可以效仿的因子——即先进地区的经验或者作法无法在后进地区借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村与农民的分化。其五,1978年前后中国农村改革因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戴上了耀眼的政治光环。人们在“近乎一致”地表达对改革的崇敬时,却忽视了改革所遗留的种种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大多以个案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众多的个案结合在一起却折射出了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那些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并非纯是后来造成的,实际上在改革起步之初就已经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