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发展面临着多重环境的约束，主要包括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由此在有关组织及其战略的理论中引发了对于制度要素与资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关注。当前的理论研究已经提出了制度、资源结构与战略选择三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的认识，但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对于互动的过程性和运行机制的考察也比较缺乏。因此，本文致力于在这一方向上拓展有关的理论认识，推进对于三者互动关系的深入理解。本研究的问题因此界定为:制度、资源结构与战略选择三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与运行机制的研究。而组织场域理论立足于对组织间交往关系的考察，为具体把握这种互动的过程性提供了中观层次的分析视角。制度理论关注制度在组织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但它一般更多地考察某一特定制度对组织的作用，对制度间关系和多重合法性的关注相对较少，以此简化理论研究的问题。但现实生活中的组织往往受到多种制度约束与多重合法性的影响，而各种制度或合法性之间又存在着互补、兼容或矛盾、冲突的关系，导致制度环境呈现出不一致和多样化，因此，任何制度或合法性都不会单独地对组织及其战略发挥独立的影响，而是在与其他制度或合法性的相互作用中发挥这种影响的。这就提出了从多重合法性交互作用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及其与组织关系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从“多重合法性”和对制度环境多样化的理解出发，试图进一步推进对现实生活中的组织活动以及上述三者互动关系的理论认识。具体来说，本文是从一种“议题建构过程”的角度来切入研究问题的，认为组织之间（在多重合法性的背景下）围绕某些重大问题和事件而产生的争议和角逐是上述三者互动关系在实践中的具体展开。所谓“议题建构过程”是指:组织基于某种“合法性依据”，对相关问题和事件发表策略性的看法，由此间接表达其利益目标，并通过寻求场域中其他组织的“共识”以实现它。通过这一过程，制度、资源结构与战略选择之间出现互动，并推动组织场域的变迁。议题建构过程的主要内容是“分歧”的形成与“共识”的达成，而“多重合法性”与“利益整合”则是解释这种分歧与共识的关键因素。　　比如，在本文的第一个案例研究中，针对“是否允许重建交通银行并开展综合性经营业务”这一问题，交行筹备组援引“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合法性名义，认为重建交行是“符合改革方向的试点和探索”，以此论证和表达其有关利益诉求，从而赢得主张改革的监管层的认可，实现其利益目标，也推动了原有专业银行垄断格局的变迁。而四大国有银行则出于保护既有专业垄断格局的利益考量，以维护“既有的计划经济和专业分工的银行体制”的名义，认为它是“破坏经济和金融秩序的举措”。　　为对这种“议题建构过程”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选取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对组织之间围绕着特定“议题”而展开的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包括各种观点分歧与论争、谋求共识的努力、对利益目标的追求等有关话语、行动和事件。通过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在案例中考察的是:银行业组织场域的成员之间围绕着若干有关交通银行发展与改革的“议题”——“综合性银行定位”、两级法人制的建立和取消”以及“重组引资上市的股改模式”——而展开的具体互动过程。　　研究最终得出了“制度、资源结构与战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多重合法性下的互动运行机制:场域中的议题建构过程”两个理论框架（见图8-1和图8-2），并从“议题建构”、“三者间互动关系”、“多重合法性”、组织场域中的“共识”四个方面得出了若干理论命题（见第9章），丰富了对于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研究指出，议题建构过程是“合法性过程”与“利益过程”的统一;诸多组织通过对不同合法性的援引和遵循，建立起多重合法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间的利益整合关系，并由此导致“共识”的达成;“共识”的达成导致场域中出现新的资源结构和制度安排，战略选择由此被决定，并继而影响组织场域的变迁。制度、资源结构与战略选择三者之间亦在此过程中出现互动。　　研究认为，同一合法性对某一组织的作用在不同的“议题”中可能会有不同，从而表现出“议题嵌入性”的特征，亦即这种作用不仅取决于该合法性本身，还取决于其所处的“议题”本身。研究还发现，“议题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制度形态从“认知性”的制度向“规范和强制性”的制度演化的过程。此外，研究还对组织间交往所导致的银行业改革与组织场域变迁的阶段性推进作了细致的梳理，亦即:专业银行垄断格局的终结→金融秩序的重整与地方政府的退出→股份制银行转型与融入国际市场。　　当然，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多重合法性情境下的银行业组织场域，也未过多地从效率机制来对组织及其战略进行考察，对于外部环境作用于场域及其内部的组织这一方面的关注也较少，等等，由此也造成了本研究的不足和局限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