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是西方哲学中的永恒话题。西方传统知识论是有着特定论域且以求“真”为实质的科学知识论。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统知识论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一种广义和开放的知识论应运而生。基于广义和开放的知识论的视阈，本文对先秦儒家知识论的探讨循着先秦儒家求知的脉络对其本有的知识系统进行挖掘和阐释，旨在清楚地阐明先秦儒家追求的终极真理是什么、源于何处、由谁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特别关注如下两点:其一，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的来源与承继过程;其二，先秦儒家知识论整体的、深层次的有机系统。本文在纵向（条）论述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的来源与承继过程的同时，也从横向（块）论述由“道”、“性”、“君子”、“学”四个基本点所构成的论文主线。以这样一种一纵一横、条块结合的方式，来说明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完整系统。　　儒家特定的知识论之形成，是由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思想传统决定的。一方面，人之主体地位与价值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确立。体现在天人关系中，即是人性的不断崛起以及神性的不断衰败。而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是，德与礼的本质与意义愈发凸显出来且发挥着实际的功效。另一方面，古代哲人始终扎根在朴素务实的实践上，由最初尧舜禹时期帝王之德政实践，逐渐发展为春秋时期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性道德智慧。可以说，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以“道”这一人性的完美境界为最高真理以及其尤为重“行”的思想特点，皆根源于此。　　儒家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论，自孔子始。在对前人思想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在不已的努力学习中，孔子建立起以“仁道”为核心的一体而连贯的知识论体系。“能知”问题是研究孔子知识论的前提。孔子认为人“能知”的是能够与人发生联系的一切事物。“应知”问题是孔子知识论的核心。“君子学以致其道”则是该问题的精义所在，它高度精准地概括了孔子知识论的思想宏旨，并昭明了孔子知识论的本质特点，即对人性完美境界的终极眷注。孔子之后的儒家知识论思想，虽具体内容或有所不一，但基本上未有超孔子知识论思想之范式者。　　《中庸》的知识论思想是孔子知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其知识论体系的核心不离孔子之所谓“仁”。《中庸》在儒家的知识论思想中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突出的表现在其言至简洁而意至丰富地诠释出了孔子“性与天道”的高深智慧，《中庸》以性与天道为追问的对象，其思想之深远豁达可谓直抵儒家知识论思想的核心。　　孟子的知识论思想亦是本于孔子之“仁道”思想的进一步展开与创造。而孟子知识论的特殊意义在于其心性学说的完美构建为儒家知识论寻找到了牢不可破的基石，因为儒家之“仁道”真理根本上是以本心、本性为依归的。孟子不仅将孔子、子思没有明确说明的性善说清楚了，而且还“即心言性”，真正将心之地位挺立起来，从此为儒家知识论思想立下不拔根基。　　荀子的知识论思想是承孔学而来。荀子虽不直接以性善言道，但他仍然是一位忠实的儒者，坚信人有实现道的先天能力和固有本性——心之向善之知能。故荀子之知识论亦是一套完整而连贯的“性道”之学，只不过孔孟之道依靠的是仁性本心，而荀子之道依靠的却是心知的能力或者说人之理性。根本而言，荀子之知识论思想不失儒门本色，只不过其构建方式与侧重面有所新创。　　《易传》的知识论思想归属于先秦儒家知识论之体系，且《易传》在先秦儒家知识论体系中有独特之价值，究其缘由，在于《易传》不仅吸收与融合各家思想，且将各家思想从根本上进行了转化，使之与儒家思想之旨趣不相违背，而相合无间。　　孔子之知识论思想是仁智合一的整体知识论。“仁”代表人心的道德面，“知”代表人心的知识面，孟子对前者进行了系统而精微地发挥，荀子则尤为重视后者的作用，并对其进行了引申和推展。而《大学》既强调了知识的道德原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肯定了知识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致知在格物”，可谓是融合与沟通道德与知识的整体知识论。故《大学》的知识论思想既可视作是孔子仁智合一思想的自然发展，又可视作是孟荀知识论思想的深度综合，为一综贯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而论之之大文精义。　　从横向来看，先秦儒家知识论存在着一个由“道”、“性”、“君子”、“学”四个核心概念构成的深层次的完整结构。其中，“道”为终极真理，“性”为道的根本凭依，“君子”为致道的主体性基础，“学”为致道的现实性方法。由此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理路清晰的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体系。易言之，即构成了一部体大思精的先秦儒家“性道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