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两国自古以来山水相连,交流密切,因此朝鲜大量吸收中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秉承儒家文化传统,建立效仿中国的礼乐制度。从高丽睿宗朝开始引进了北宋的大晟雅乐,并且直接在高丽宫廷仪式中使用了6种大晟雅乐。大晟雅乐原是北宋徽宗时期以魏汉津为首的音乐家制定的,其中包含与皇权等级、宇宙音乐观紧密联系的独特音乐理论,据此确定了黄钟律高和正声、中声二元体系。大晟雅乐传入高丽之后,一直到朝鲜李朝时期,雅乐的形态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高丽时期的雅乐基本上保持了大晟雅乐原本的样态,但高丽末期的内政外交上的动乱导致大量的乐工、乐器散失,出现了乡唐交奏的现象,以致朝鲜李朝不得不重新恢复雅乐。李朝以性理学为治国理念,崇儒抑佛,大量考察中国儒家典籍,完成了雅乐律管、乐器、乐谱的制作,制定了用律用乐规范和登歌、轩架、二舞形态。新制定的雅乐没有继续采用魏汉津“指律”和“正、中声”理论,而是回归到中国的累黍定律,用统一的一种黄钟音高标准演奏雅乐。在雅乐演出的形态上,李朝前期完全运用的中国雅乐系乐器,世祖时期雅乐中吸纳了乡乐和唐乐,到了成宗时期在宗庙上依然运用乡乐性质的雅乐,但在圜丘、社稷、文庙等祭祀仍以中国系雅乐形态为主。在雅乐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结合了历代音乐家对雅乐的探究成果,同时顺应了朝鲜当时的时代发展要求,但实质都意在力图依据古制恢复中国系统雅乐。本文分三个章节进行论述：一、北宋徽宗时期的大晟雅乐；二、大晟雅乐在高丽的传播与流变；三、15世纪朝鲜宫廷雅乐的新发展以及演变。本篇论文主要运用了文献学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多根据《宋史》、《高丽史·乐志》和《朝鲜王朝实录》、《乐学轨范》等典籍资料,通过北宋、高丽朝、朝鲜王朝历时发展脉络梳理,考察大晟雅乐从产生到东传高丽之后在朝鲜的发展流变。并结合社会学、传播学相关知识探究这一变化过程的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