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日,被称为“阳光法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晚,受传统思想的禁锢,信息公开工作仍然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由于缺乏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推力,我国信息公开方面虽然“有法可依”,但是,执法不严的现象严重,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已然成为阻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大因素。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政府肩负有怎样的责任?本文认为应该从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三个方面来探究。目前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的研究比较多,而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认为,作为政府责任的法理基础,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探究应该得到关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该更多的从自身的“本职应当”的角度来认识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所谓“积极的责任是责任实现的最理想方式”。其次在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问责方面,受行政问责主客体责任不明确,问责动力不足,道德问责缺位,法律问责不够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问责工作难以开展,《条例》无法得到真正的执行落地。对于此现象,本文建议从加大宣传力度,培养信息公开不作为问责文化;明确问责主体责任意识,强化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细化、明确问责客体范围;健全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问责法律体系等四个方面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的问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