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是经济近代化的主要内容，一部近代经济史就是一部工业发展史。本文以中华民国成立至抗战爆发前25年的工业发展作为研究主题，按照政权更迭将其划分为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北京政府时期，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很弱，缺乏必要的资源、制度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控制，由此造成该时期市场相对自由，商民社会异常活跃。这种特殊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模式使中国工业化走上了一条市场推动的以轻工业为主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之路。而1927年之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则拥有相对更强的控制能力，在其后的十年中，南京政府在其经济指导思想和政策精英的推动下不断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对工业发展进行干预的税收、货币制度，收回并新建了保护性色彩逐渐加强的关税体系，还设立了直接推动国家资本扩张的实业机构。两个时期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模式各不相同，工业发展路线也各有特点，对这段工业发展史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感悟历史、感应时代。 通览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民国25年的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厘清，辩驳了关于该时期工业总量增长和结构演进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并对其发展状况作了简单的分析和评价。 第二部分对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结构作了细致分析。首先传统部门与近代工业的二元结构对工业发展有着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刘易斯二元论及其完善版本所能涵盖的。近代工业发展始终受制于传统农业，传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隔绝割断了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而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传统农业，在不平等交易的作用下，农业剩余被源源不断吸纳到口岸地区和工业领域，日渐丧失自我维持、自我改造的能力，无法承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波动。近代工业发展和传统农业的关系始终在矛盾的发展思路中艰难腾挪，降低工业发展成本要求加大工农产品剪刀差，而强化对工业的需求推动力又需要为农业和农村留有较多的剩余，脆弱的、落后的传统农业无力为近代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辗转空间。每每发生的工业危机，其背后往往隐伏着对这对矛盾诉求的无奈。同时近代工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近代工业的发展还面临着口岸和内陆经济的二元结构，口岸经济附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直接和世界市场联通，其承接了较为先进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在与内陆的交易中处于绝对优势，不断地抽取、聚集优质资源，形成口岸市场的极度繁荣，而内陆地区则日益衰弱，难以进行自我调整，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口岸和内陆的分离，口岸失去了内陆的支持在世界资本主义变动中也愈发脆弱。这种区域二元格局也使近代工业发展不平衡，而最关键的是广大内陆市场提供的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影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第三部分分析了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中国近代工业迎来了一次黄金时代。本阶段近代工业的发展既得益于法权系统变革所释放的制度推动力，更受惠于市场需求和供给变化的有利影响，还有商民社会的促进作用。辛亥革命后，中国进行了剧烈的制度变革，政治精英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立法活动，在立法工作中积极听取商民意愿，尊重中国商事习惯，大量的法律和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本制度环境。而该时期的北京政府，作为各派政治精英妥协而成的暂时联盟，在袁世凯的机会主义行径下瓦解，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分裂，成为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集中体现在财政状况几陷于破产境地。这直接导致政府在经济上的无能，晚清遗留的国营工业也大多陷于困顿，其对民营工业更是无暇顾及。而同期民间的实业热潮兴起，商民社会空前活跃，通过内部的自治为工业发展降低了交易费用。这种格局恰好形成了一个软弱的、维持基本秩序的政府和一个活跃的、自治的商民社会。此时的市场也发生了变化，一战期间，外国工业无暇顾及中国市场，而此前中国商品化速度的提高，进一步拉动了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同期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轻工业制造成本低廉，利润丰厚。作为对市场有效需求的响应，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国内民营工业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一战结束后的1923、1924年间的工业不景气又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该时期工业发展背后的宏观结构性隐忧。 第四部分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发展状况。南京政府上承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推进国家资本实现工业化的政策思想，在世界各国纷纷强化政府对市场调控职能的背景下，统治甫一稳固即着手调整政策思路。南京政府注重完善近代化的经济政策法规，并大力改革财税货币制度。一方面改革税制，裁撤厘金，并在颁行的国定税则中保护国内产业；另一方面废除银本位，推行法币制度，加强对经济和市场的调控。南京政府还控制金融，设立专门的国家实业机构推动国营重化工业的发展，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经济行为在促进民营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使该时期的工业发展初现国家资本主义的端倪。市场方面，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市场继续发生着变化，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商品结构中工业品的增长显著，社会剩余通过不平衡的交易加速由农业和内地流向工业和口岸，二元结构并无大的改观，使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蕴涵着隐隐的不安，1931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充分暴露中国工业发展的脆弱性。 第五部分对民国25年的工业发展状况作了一个整体性的总结和思考。民国25年的工业发展模式虽有变化，但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经济结构变化不大，传统农业依旧是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政府的关税、汇率和经济政策保护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世界资本主义对国内工业发展的制约，但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在具体政策方面进退为难的处境充分体现了这一矛盾。政府政策取向及其能力变化始终是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一条鲜明主线，围绕这条主线不停调整政府和市场、社会关系，对工业发展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这样一次被外敌入侵打断的工业发展进程，留给我们无限的思考，即使在工业化已取得巨大成功的今天，这些思考仍旧可以感应时代、响应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