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诞生源自生产生活的需要,这其中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在农业社会,信息传递依靠造纸术、印刷术,这些活动首先集约在城市,城市成为农业社会信息交换的中心,同时城市社会呼吁更为快捷的信息传递工具。工业时代,实现了农业时代信息传递的愿望,火车、飞机、轮船成为信息传递的工具。但这一切却不能驱散信息中心的形成,工业城市仍然成为知识、信息的“集散地”。大学、科研机构、墙报是信息的载体,这是工业城市信息的现状。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的扩散远远超越了机械交通工具的承载能力,信息技术革命在城市中心地带酝酿。信息技术本身也被赋予了城市内涵:广义城市化角度才能理解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场所主要是城市、信息技术在城市获得了与城市结合的新称呼——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扩张了城市容器,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重新铸造城市容器。信息交换激发了内在权力理解,原来工业基础上的民主普选已经被信息技术解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有了信息技术这一武器,逐步构建了反权威精神、新自由主义、和反思原来的技术治理主义。多元的政治主张逐步推动城市新的政治结构,政府官员用电子民主和测评系统完成与市民的交流,科层制控制信息不再局限在小的范围了,完全解构了源自韦伯的科层官僚制。信息技术导致了新的城市经济结构。技术创新与信息交换形成了新的创新模式,“群体智慧”“大众智慧”“大众创新”等新的经济创新名字都来自信息技术的原动力。信息技术与经济范式联姻,城市的产品、工艺都是信息与经济的结合。在大的影响上看,信息技术驱动新的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造就就业方式转变、信息技术带来虚拟的消费观念和具体结算方式的改变。信息技术解构了当前的城市文化结构。信息传播方式由单一的变为多元的传递。文化空间不仅仅局限在图书馆、学校,互联网、万维网、微信、网站成为分类人群构建多元文化的场所,文化虚拟化与传统之间形成了矛盾。除了赞同信息技术对文化多元形成之外,还要留意其对人的异化:诸如“网瘾”,“阅读依赖”,“消费绑架”“失语”等。信息技术正在造就一个新时代的数字城市。人们在接纳它的同时,是否考虑到未来的生活突破?从哲学层面应该留意人的异化,考虑通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新的方式,考虑突破数字的禁锢。这个时候,道德、伦理、价值、技术、经济应该全面纳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