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随着我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5474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在稳增长的前提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改善民生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是促进和保障GDP不断增加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可用劳动力,也扩大了城市消费容量,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贷款和地方直接融资是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资金来源,金融机构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结构的不断完善,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以及金融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动力。研究城镇化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实践意义,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四个章节对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阐述。文章第一部分包含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及理论阐述,文献综述分为三个方面,包括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进行阐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以及金融发展在城镇化发展中的支持作用的相关研究文献。文章的第二部分对我国当前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现状进行了综合阐释,近些年,我国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及其迅速,但是各地水平差异较大,以上海、温州、天津和大连四个典型城市为代表,分析了典型城市中在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上存在的差异及需要改善之处。第三部分也就是实证部分,以10个副省级城市长春、西安、宁波、厦门、沈阳、成都、武汉、杭州、大连和广州为研究对象,在传统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劳动力和资本两个投入的基础上,引入了金融发展、城镇化两个变量作为投入,运用面板数据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得到,自2001年至2011年,10个副省级城市经济数据显示金融发展和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金融越发达,城镇化水平越高,地区产出水平越高。为了解释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及城镇化的背离,本文利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技术,将产出效率变化分解成纯效率改变、技术改变和规模改变三部分,以此来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研究发现长春、西安、宁波和厦门主要依靠扩大规模从而提高产出效率,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和城镇化规模的扩大是城市产出效率提高的关键。沈阳、成都、武汉、杭州、大连和广州的产出效率增加则主要依靠技术改变,也就是金融发展和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城镇化发展并非越快越高,厦门市的城镇化水平为60%,在10个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广州和沈阳,但是其产出效率在10个城市中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城镇化发展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相互适应,也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如杭州和成都,虽然2001至2011年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只有45.6%和47.2%,但是由Malmquist分解的技术改变较高,也就是说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协调性较高,两市的产出效率逐年增加。本文的第四部分是对本文的总结,包括文章的主要结论,研究过程存在的不足以及对改进的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是引入Malmquist指数,并将指数分解为纯效率改变、技术改变和规模改变三部分,这样不仅能够迅速判断城市产出效率的高低,同时能判断出各城市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来自技术的改变还是来自规模的改变,从而为改善产出效率提供针对性的解决办法。通过对副省级城市的研究,证明较高的城镇化率并不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盲目追求城镇化率不会提高产出效率,只有城镇化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也就是投入要素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由于笔者学术水平的限制,在考虑产出投入要素时,忽略了各个城市的差异以及除资本、劳动、金融和城镇化之外的投入要素,样本个数少,且仅能代表副省级城市,样本时间年限短,存在较大的改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