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随着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和重启加息周期,全球货币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在货币政策实施空间逐渐收窄的情况下,决策者更倾向于利用财政政策施行结构性的调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便主张采用减少税收与加大基建投入等一系列财政扩张政策“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2017年12月22日美国减税法案获得通过,并规定该税改法案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特朗普减税最为核心的政策之一是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5%下调至21%。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势必将显著受到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当前美国减税叠加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操作等一系列复杂冲击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当前中国国内面临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在受制于美联储加息和国内去杠杆要求下,中国已不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减税成为当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优选政策。在国际减税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和减税降费是中国应对当前形势的迫切需要。如何全面量化分析中国减税效应对减税政策的制定来说显得异常重要。以往大多数的研究虽然能够很好地从总量层面量化减税效应,但忽略了减税对国内不同区域的造成的差异性影响。此外,以往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封闭的经济体,而忽略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为此,本文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以企业所得税为主要减税税种的减税政策进行全面分析。全文主要围绕中国结构性减税的总量和局部效应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减税效应等问题展开研究。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要求,本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框架下,构建了全球动态CGE模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以及开放经济动态CGE模型三大类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当前的减税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借鉴。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如下:第一,与定性分析美国减税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在多国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采用动态GTAP模型和最新的全球投入产出(GTAP9.0)数据,量化美国减税、国际税收竞争及贸易摩擦等冲击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同时定量核算中国为应对这些外部冲击应降税的合理区间。本文通过分析发现,美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短期内对中国的冲击不大,但减税对中国的长期累积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减税将导致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和产出下降。日本和欧盟国家等大国参与下的国际减税竞争将对中国的实际产出造成更大的负面冲击。在中国应对美国减税冲击的对策方面,本文采用动态GTAP模型模拟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1%可有效对冲美国减税所引起的负面冲击,同时鉴于其他国家参与减税竞争的不确定性及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可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1%-3%以应对这些外部冲击。第二,以往采用宏观模型评估减税效应的研究结论大部分局限于全国的宏观层面,而忽略了减税的区域和产业等局部效应,为此本文采用最新的2012年中国31省际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中国多区域动态税收CGE模型,量化结构性减税的全国总量效应和局部效应。通过对比分析不同产业减税、区域差异性减税、不同税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减税对中国整体和各区域的经济影响后,本文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率的降低能够直接提高行业资本回报率,能够有效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从而拉动中国GDP的增长。但聚焦到区域和产业等的结构性减税效应时本文发现:(1)对某一行业减税,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作用,促进了其他行业的投资。制造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大于服务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降低制造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将拉大各区域制造业的产出差距;(2)当全国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时,南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即使仅在不发达地区的税率降低1%时,由于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商品需求拉动效应大于其对发达地区的资本要素虹吸效应,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仍大于不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但与全国所有区域税率降低1%时相比,此时各区域GDP增长差距在缩小;(3)由于税制结构和税额的不同,增值税减税“见效快”,其经济刺激效果远大于所得税减税效果,当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分别降低1%时,减税第一年全国实际产出分别增加0.163%和0.67%。但就相同额度的税负下降而言,企业所得税拉动实际产出增长的效果反而要略大于增值税的效果。相比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效应更持久,增值税刺激边际效用衰减速度较所得税快,增值税在减税后几年的刺激效果微小。第三,考虑到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将资本成本引入CGE模型,构建含有利率和汇率元素的开放经济CGE模型以研究中国减税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经济效应,以及减税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应。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保持货币政策独立会使得减税的刺激效应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在减税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导致实际利率更大幅度的上升(相比于固定汇率的情景),从而其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强,同时汇率的上升又将加重贸易状况的恶化。本文研究表明在实施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时,为避免利率的收紧,国内应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予以配合,如适度降低存款准备或降息,更要加紧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引导实际利率水平下行,以扩大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在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可被适量允许,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可以起到改善贸易收支状况的作用。第四,为量化分析不同资本账户管制下人民币贬值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本文首次将资本管制理论引入到多国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不同资本管制下人民币贬值的经济效应。以往的CGE模型研究仅从贸易角度衡量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但当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及存在贬值预期时,其易引起资本外流,减少国内资金供给,进而引起国内利率上升,从而可能引起资本成本上升,因此人民币贬值可以从贸易和资本流动两个角度影响国内经济。本文研究发现,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状态下中国并不能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来应对当前贸易摩擦和美国税改带来的问题,人民币贬值短期内增加中国的出口,但在资本管制放松的状态下极易引起资本外流,长期则造成中国出口红利消失,国内出口、消费和投资下降反而削弱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潜力。本文研究也表明中国在当前税改和货币政策协调下,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适度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要保持资本管制的警惕性。第五,本文运用动态GTAP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减税后的未来几年内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大部分主要国家的出口,尤其较大拉动了东盟经济体的出口。随后本文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对中国来自东盟的进口增长和东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来自东盟进口的增长对东盟经济的增长有着显著的非线性正向影响,“中国进口”这一元素在东盟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中国出口量低的国家。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减税对东盟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拉动效应,中国是富有大国责任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