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沈从文民族国家意识的发生发展与变化作为线索,描绘了不同时期沈从文小说体现出的不同的民族国家意识特点。在殖民话语语境中培养的乡下人的身份意识是其民族国家意识的发端,这一民族国家意识使得《阿丽思中国游记》鲜明的表现出沈从文以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力来参与中华文化建设的努力,具体到两卷小说则是通过生动的殖民者形象与模糊的国人群像之间的对比以及改变小说整体叙述方式来达到的。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的知识分子身份成为其主导身份时,沈的民族国家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力图成为“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言人,但又因为其少数民族身份意识的拉扯使得本期的创作——《边城》“天人合一”的诗化中国形象是由苗族文化同中华文化交互影响而完成的,并且这一创作也完成了以地方的乡土风情对中国形象的象喻与创造,使沈的乡土小说拥有了新的美学特质。而在抗日的大背景中,战争与“现代”成为沈从文民族国家意识纠葛的两个主题词。一方面战争赋予沈从文民族再造、民族融合的历史性动力,但现实状况却是当权政府继续对湘西进行打压和剥削时,对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继续误解与不信任,这些因素持续瓦解着战争这一历史性动力的力量;而在另一方面虽然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只有加快步伐迈入“现代”的行列,才可能有足以和列强相抗衡相斗争的资本;但沈从文却从中发现“现代”也同样在侵蚀湘西世界仅存的美好——人性——这是其生命经验的最后支撑。于是沈从文的民族国家意识在此时受到复合的冲击与影响,使《长河》的叙述显得时而温暖时而冷峻,表现出一种复杂的色彩与丰富的思索。最后文章对现代文学中民族国家意识发展的大致历程进行梳理后,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作家们对于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并不成熟,使得他们作品中的民族国家意识集中关注于国体政体等国家建设方面的内容,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们却忽视了对于民族国家另一面的民族的建设——即没有很好的凭借文学的想象力和号召力建立起对于中华民族(国族)的心理文化认同,这种心理认同是建立国族认同的基础。反观沈从文的创作却从文化的角度弥补着我们民族国家建设这方面的不足,为我们思想上民族国家意识完成从“民族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做出了切实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