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梁启超作为近代道德革命的第一人，他反思中国传统，深刻剖析了近代中国的悲惨现状，意识到正是因为国人缺乏权利意识，才导致了国人的奴隶性日渐深厚，最终使得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列强的食肉。由此梁启超疾呼权利思想的养成，试图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启蒙沉昧的国民，挽救危亡的国家。尽管近代意义上的权利思想来源于西方，但梁启超却是在传统的问题域下论证权利的。梁启超曾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梁启超，1999:85）这是他对中西方文化所采取的一贯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态度之下，梁启超淬厉传统文化中所本有的对人禽之辨的探讨，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权利；同时，从西学中采补传统文化中本无的近代个人独立意义的自由思想，论证人对个体自由本质的追求。这使他的权利与个体自我内在相关联，体现了他对个体自我内在价值的关注。但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既是个体自我，又存在于外在群体之中，这就不必可少的出现自我与外在的联系。权利外在的表现为个体与群体、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在个体与群体、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下，权利要得以实现，又依赖于强权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