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在实际运转中主要是一项政党制度。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因脱胎于“宗派”,被视为分裂整体的狭隘利益或冲动情感之代表,早期颇有恶名。鉴于理想主义的“根除”方案抹杀了自由与多样性,殊不可行,以麦迪逊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方案登场,强调允许党派的存在,但是控制党派行为对政治系统的不利后果。政党政治在一片争议中起步。时间进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西方基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在实际运转中主要是一项政党制度。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因脱胎于“宗派”,被视为分裂整体的狭隘利益或冲动情感之代表,早期颇有恶名。鉴于理想主义的“根除”方案抹杀了自由与多样性,殊不可行,以麦迪逊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方案登场,强调允许党派的存在,但是控制党派行为对政治系统的不利后果。政党政治在一片争议中起步。时间进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西方基本完成,民主政治在主权国家框架内陆续推展,随之而来的公民投票权的普及和议会权力的扩大拓展了现代政党,也昭示着大众民主时代来临。20世纪上半叶,政党业已成为民主政治的主要承载者与参与者,政党政治成为民主生活的常态。然而,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大众民主的来袭在使政治参与井喷的同时,又吊诡地加剧了政党政治的分裂主义危险。现代政党间的竞争突破了议会空间而扩张到全国层面,大规模选民的卷入使民粹情绪波及全国性公共事务的风险激增。一旦作为“部分”的政党罔顾社会“整体”利益,无节制地恶性竞争与制造冲突,政治共同体极可能陷入被严重撕裂的境地,进而导致民主政体本身的溃败。在这些汲汲营生的政党中,处于政治光谱两极的极化政党以其极端主义的价值取向对政治体制发起了严峻挑战,特别是作为极化政党极典型形式的反体制政党对政治系统具有格外强大的破坏力与杀伤力,成为民主政治溃败的始作俑者。政治极化会催生反体制的势力,极化政党却是现代性的产物。它诞生于自由多元主义的世界观,发迹于大众民主时代,反过来却直接挑战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极端特殊的反对党,极化政党中的反体制政党根本上坚持的是一个与现存政治秩序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并热衷于用政治暴力方式对既存政治体制取而代之。他们抱怨与攻击的对象不仅是具体的政府与政策,还包括宪法秩序及其价值基础。意识形态上的原则性与不妥协性使反体制政党具有强烈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色彩,以暴力方式作为夺权手段又直接挑衅了民主政治的“文明”与“和平”价值。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右翼极化政党为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目标,利用魏玛共和脆弱的合法性,借助于魏玛体制的价值中立,竭尽一切可能的资源扰乱政治运行的正常秩序,努力使共和国去合法性。在具体的行动逻辑上,反魏玛体制的极化政党在革命与政变无望的前提下,迂回选择了合法的议会道路,借助于民主的路径夺权。它将仇恨、能量和暴力融合在一起,通过怨恨动员与虚假承诺,煽动各阶层对魏玛体制的不满并将之无限放大与强化,同时为自己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支持力量;通过政治暴力,让这种不满以极端方式释放出来,作为攻击竞争对手与魏玛体制的利器,反过来进一步助推仇恨。反魏玛体制政党将本党的利益与目标置于国家公益之上,利用社会矛盾与危机为自己争夺选票,充当了不负责任的反对党角色,驱动了共和国晚期极化多党制的离心倾向。最终,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利用民主方式和平夺权,进而以极权主义终结了魏玛体制。教科书般的魏玛共和在极化政党疾风骤雨般的攻击下完败,给整个世界敲响了警钟。二战结束后,在西方盟国的监管和德国人的深刻自省下,联邦德国基本法以政治决断的方式建立起了“防御性的民主”体系,并借助于经济的腾飞与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转,将最初的强制和路径依赖后的自愿认同有机结合,夯实了波恩体制的合法性,成功实现了对反体制政党的规训与整合。极化政党的规训揭示了政党政治的一个根本性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合法反对”。政党的反对权利应当得到认同与保护,但是反对应该是合乎宪法的、负责任的、有效的,否则竞争性多党政治与多元民主政体无法健全运转,而只会在“容忍异议”的名义下将共同体与民主政体推向分崩离析的境地。这个重要原则是民主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后发国家从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其他文献
非常规移民是以往学术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对象,也是深受舆论偏见和仇外情绪困扰的群体。法国是欧洲国家中非常规移民数量最为庞大的国家之一,对当代法国管理非常规移民的研究能让读者了解该群体的典型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命运。《申根协定》实施后,欧盟成员国之间内部边境的消失在为欧盟公民提供自由迁移便利的同时,也强化了非常规移民的跨国特征,这给欧盟外部边境的管控和成员国内部的管理都增加了难度。因此,法国需要通过欧盟的
句法结构可分为狭义的句法结构和逻辑结构。逻辑结构的说明关系多由常识、省略以及关联词来实现,涉及并列、对比、承接、选择、递进、让步、因果、假设、目的、条件等关系,逻辑结构标记的标记化程度和标记化方式对篇章的形成至关重要。逻辑结构标记与话语是高度相关的,在不同语体中也会呈现分布的差异,了解这种差异性对探析语言系统的运筹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逻辑结构标记为观察对象,语料文本来自于现代汉语多种语体,目的
2012年2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电信运营市场。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渐放开,电信行业的垄断局面将逐渐被打破[4]。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鼓励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机。[3]随后,全国各行各业的互联网+行动
湖湘地区地处内陆,有“四塞之国”之称。“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然而在晚清时期,却扮演着引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风向的标杆角色。在这一历史时期,湖湘文士振衰起弊、人才辈出,各种文艺理论伴随文学流派的兴起与文学创作的繁复而相资发明。在湖湘文士的动态写作过程中,楚骚传统作为其文化源头,始终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这一地域内的文学创作走向,并在近代思想文化变革之际,开辟了新的文化
研究背景:脑血管病是中国致死率和致残率最高的疾病。随着治疗水平的提高,脑血管病的死亡率越来越低,随之而来的是脑血管病后遗症所带来的负担。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是脑血管病最严重的后遗症之一,且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探求其发病机制从而寻找治疗方法变得尤为迫切。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具体病理机制众说纷纭,本文着重探讨白质损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白质由神经纤维束和胶质细胞组成。星型胶质细胞作用广泛,发挥着分隔病
本文以唐代祥瑞赋为研究对象,梳理与考辨了唐代祥瑞赋的文献情况,考察了唐代祥瑞赋的赋体渊源以及时代背景,深入探究了唐代祥瑞赋的阶段特征、内容特征以及艺术特色。本文的框架主要分为绪论、正文五章以及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对祥瑞的定义、唐代祥瑞赋的范畴进行了规定,阐述了唐代祥瑞赋研究的必要性与目的,并且对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梳理并考证了唐代祥瑞赋文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化媒体的不断兴起,引发了当代社会中信息反馈方式的巨大变革。更多的普通用户从以往简单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信息的制造者。由于对反馈的评论文本信息进行情感信息挖掘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如体现在舆情监测,信息预测等,所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信息抽取领域中的热点研究话题,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广泛关注。传统的文本情感分析研究主要是面向篇章和句子级别,其主要作用是对文本表达的情感倾向实
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将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进行沟通和融合,汉语方言岛的研究为这种沟通和融合提供了典型例子。目前国内关于汉语方言岛的成果多是单个方言岛的研究,方言岛语言演变的动态分析与多个方言岛的比较研究成果较少。论文以江苏镇江地区天王、韦岗、埤城三个河南方言岛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静态描写和动态分析,共时和历时的双向比较。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介绍汉语方言岛的定义、研究现状,镇江地
论文研究的主旨在于系统论述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阐释经济犯罪司法定罪的出罪侧面,揭示司法实践中不能只是一味地考虑入罪,从而确保充分实现经济犯罪司法认定过程中的公平正义。与各经济犯罪出罪事由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的是,不可能在一切情况下都试图通过某种出罪事由去进行司法想要的出罪,若这样去做则是武断和偏颇的。实践中务必做到对出罪事由仔细甄别,认真选择和妥当适用。如果求全责备就可能走向问题的反面,同样
文化是一国综合国力的象征,也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文化的产生和传播已超越地缘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和碰撞。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环境的形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应运而生。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与数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满足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为目的,以政府公共财政为支撑,以数字化资源为依托,以网络化传播为载体,向全体社会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是信息技术环境下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