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在实际运转中主要是一项政党制度。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因脱胎于“宗派”,被视为分裂整体的狭隘利益或冲动情感之代表,早期颇有恶名。鉴于理想主义的“根除”方案抹杀了自由与多样性,殊不可行,以麦迪逊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方案登场,强调允许党派的存在,但是控制党派行为对政治系统的不利后果。政党政治在一片争议中起步。时间进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西方基本完成,民主政治在主权国家框架内陆续推展,随之而来的公民投票权的普及和议会权力的扩大拓展了现代政党,也昭示着大众民主时代来临。20世纪上半叶,政党业已成为民主政治的主要承载者与参与者,政党政治成为民主生活的常态。然而,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大众民主的来袭在使政治参与井喷的同时,又吊诡地加剧了政党政治的分裂主义危险。现代政党间的竞争突破了议会空间而扩张到全国层面,大规模选民的卷入使民粹情绪波及全国性公共事务的风险激增。一旦作为“部分”的政党罔顾社会“整体”利益,无节制地恶性竞争与制造冲突,政治共同体极可能陷入被严重撕裂的境地,进而导致民主政体本身的溃败。在这些汲汲营生的政党中,处于政治光谱两极的极化政党以其极端主义的价值取向对政治体制发起了严峻挑战,特别是作为极化政党极典型形式的反体制政党对政治系统具有格外强大的破坏力与杀伤力,成为民主政治溃败的始作俑者。政治极化会催生反体制的势力,极化政党却是现代性的产物。它诞生于自由多元主义的世界观,发迹于大众民主时代,反过来却直接挑战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极端特殊的反对党,极化政党中的反体制政党根本上坚持的是一个与现存政治秩序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并热衷于用政治暴力方式对既存政治体制取而代之。他们抱怨与攻击的对象不仅是具体的政府与政策,还包括宪法秩序及其价值基础。意识形态上的原则性与不妥协性使反体制政党具有强烈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色彩,以暴力方式作为夺权手段又直接挑衅了民主政治的“文明”与“和平”价值。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右翼极化政党为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目标,利用魏玛共和脆弱的合法性,借助于魏玛体制的价值中立,竭尽一切可能的资源扰乱政治运行的正常秩序,努力使共和国去合法性。在具体的行动逻辑上,反魏玛体制的极化政党在革命与政变无望的前提下,迂回选择了合法的议会道路,借助于民主的路径夺权。它将仇恨、能量和暴力融合在一起,通过怨恨动员与虚假承诺,煽动各阶层对魏玛体制的不满并将之无限放大与强化,同时为自己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支持力量;通过政治暴力,让这种不满以极端方式释放出来,作为攻击竞争对手与魏玛体制的利器,反过来进一步助推仇恨。反魏玛体制政党将本党的利益与目标置于国家公益之上,利用社会矛盾与危机为自己争夺选票,充当了不负责任的反对党角色,驱动了共和国晚期极化多党制的离心倾向。最终,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利用民主方式和平夺权,进而以极权主义终结了魏玛体制。教科书般的魏玛共和在极化政党疾风骤雨般的攻击下完败,给整个世界敲响了警钟。二战结束后,在西方盟国的监管和德国人的深刻自省下,联邦德国基本法以政治决断的方式建立起了“防御性的民主”体系,并借助于经济的腾飞与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转,将最初的强制和路径依赖后的自愿认同有机结合,夯实了波恩体制的合法性,成功实现了对反体制政党的规训与整合。极化政党的规训揭示了政党政治的一个根本性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合法反对”。政党的反对权利应当得到认同与保护,但是反对应该是合乎宪法的、负责任的、有效的,否则竞争性多党政治与多元民主政体无法健全运转,而只会在“容忍异议”的名义下将共同体与民主政体推向分崩离析的境地。这个重要原则是民主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后发国家从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