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史,至今仍然处于困境之中。产权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不完善、行政干预明显、历史包袱沉重等问题极大地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发展。截止到2002年底,我国的农信社总体上已经处于十分严重的危机之中,表现为高不良贷款率、高负债率以及全行业连续十年的亏损状态。2003年6月,我国开始了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着重从产权制度、管理体制两个方面解决其发展的困境。虽然,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改革一直伴随着争论,包括产权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历史包袱、多元目标、改革成效、深化改革的方向等。实际上,新一轮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功。本文认为,新一轮的农信社改革仍旧是由政府主导的,制约农信社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其经营目标的多元性冲突。由于政策性和盈利性目标的存在,引致了农信社在产权结构、管理体制设置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性干预。同时,由于政府干预,导致农信社的日常决策行为偏离最优选择,并最终导致经营效率的低下。因此,要实现农信社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将政策性与盈利性目标进行剥离,消除行政干预。为了验证上述判断,本文以浙江省为背景,建立农信社改革绩效评价体系,并选取鄞州农村合作银行、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和平阳联社作为样本,对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绩效进行评价。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信社的经营仍旧离不开央行专项票据、税收减免等政府补贴政策。改革并没有实现经营机制的真正转变。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农信社的进一步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展开:深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消除政府干预,适时对政策性与盈利性业务进行剥离,允许股权的适当集中,适当保留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重新定位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其支农主力军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等。本文共7章,4部分。第1、2章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主要框架,并从合作金融的理论出发,介绍了我国农信社的发展;第3、4章根据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争论做出本文的基本判断,然后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分析;第5、6章从改革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出发,以浙江省为例对本文的观点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