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融资是公司决策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决策，而影响公司融资决策的因素非常多，明确影响公司融资决策的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是财务经济学中最为困难的研究之一，也是长久以来金融理论研究的焦点。自1958年MM理论的提出后，公司融资理论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后续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达国家的公司融资实践也从实证上支持了研究的理论成果。 虽然西方各流派的公司融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分析，并总结出了影响公司融资决策的主要因素，但是从中国公司的融资实践上看，出现了严重的背离现象，表现出典型的过度股权融资的非理性融资偏好。这一背离的重要原因在于西方公司融资理论是把制度因素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而在我国转轨经济条件下，制度是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国学者在公司融资理论相关方面的实证研究中，传承了西方各流派的研究方法，对制度因素的研究涉及甚少，且往往从制度方面的某一因素展开研究，缺乏系统性。 本文研究在汲取大量前人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把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结合起来研究，在非制度因素的指标体系设置上，采用了国内外学者已提出的成熟的指标进行构建，而制度因素主要选择了股权结构、内部人控制、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再融资制度等因素展开分析，并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方面的因素，股权设计、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再融资制度等因素的衡量指标与上市公司的非理性融资偏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非制度方面因素中仅有企业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等因素的衡量指标与上市公司的非理性融资偏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本文研究的分析表明，正是这种特定的制度设计，我国上市公司看似不合理的非理性行为恰恰是对特定制度的理性反应，而改变这一即合理又非合理现象的根本在于制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