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建立结构完善、恰当有力的政策话语体系建设都是我国政策科学建设的重点。一方面意义在于建立合适的政策议程以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更在于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路径和政策环境。从“乡村振兴”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抽象政策正在成为国家权力与基层互动过程中的重要发展工具。而与具体政策不同的是,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命题不断呈现出清晰战略导向与抽象精神指引相结合的特点,在内容结构上则表现出内涵解读的多元性。抽象政策有着降低政策风险冲突与实现政策绩效的优势,但是,抽象政策具体是怎样执行?通过对基层的政策执行情境观察后发现,抽象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转译环节,执行主体通过转译在政策执行和落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实施的效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一项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包含着一个复杂的“政策树”,从上之下传递过程中会经过多个层级主体,每个主体都能够根据现实情境对政策进行转译,即使是最基础的执行单元也具有转译的行为动机和行为逻辑,不同主体的理解和转译也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差异。那么本研究的问题是:抽象政策是怎样转译的?转译完成之后又是怎样执行的?其中哪些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基于研究问题本文选取W市W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政策执行作为案例,从基层政策执行单元的行动出发,由下而上地梳理抽象政策转译和执行的逻辑机制,为政策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智慧。本研究关注抽象政策中的模糊性与抽象性特征,以“模糊—冲突”理论中对于政策模糊性的解释作为研究切入点,细分政策的抽象属性与模糊属性的差异。抽象政策与模糊政策既有联系又有不同,而既有研究关注模糊政策而忽视抽象政策,忽略了政策精神的引导作用和执行主体的能动作用。因此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府际沟通扩散理论作为理论工具,以行动主体对政策的转译行动为核心,结合执行的实际过程,构建“合意—会意—行动者联盟”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抽象政策转译与执行的内在逻辑以及基层执行主体如何通过会意理解政策目的、通过学习实现创新扩散以及通过构筑政策认同建立行动共同体,以及将抽象政策纳入资源、制度和政治导向的行政过程。为了解释组织学习能力在转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研究引入组织学习理论进行补充和解释,以揭示组织学习的机制、动机和实现过程。研究发现,抽象政策的转译以政策的抽象精神为基础,执行主体在执行过程中围绕着政策精神开展学习活动,产生以认知为基础的认同是避免行动者转译偏差的关键,产生政策认同之后执行主体开展资源调配以及动员行动场域内的其他主体能够获得更低的风险和更高的效率。而组织的学习活动是政策认知转化成为政策认同的关键步骤。基于这个前提之下,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与基层工作者之间可以通过“会意”与“合意”的方式进一步确保转译的低冲突低风险,在案例中作为下级的社区一方面动员居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执行方案的票选,集中民意和智慧力量;另一方面向上级街道进行政策精神的求解和指示,确保政策方案与意图的契合。作为上级的街道乐于接受有着创新意愿和能力的社区打造出本区域的亮点项目,为本区域的治理绩效做出贡献,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沟通的方式提供资源和行动支持,使得转译偏差得以避免,政策能够顺利进入执行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