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让全球笼罩在新冠肺炎之下,生物安全问题也逐渐进入国家社会和人类的视野。为了更好地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于2020年4月14日在北京召开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在此背景下,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违反中国法律关于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进出口规定的法律责任已大幅提升,违法惩戒力度已落实到人,这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进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下简称《生物安全法》）,于2021年4月15日也正式实施。本文以“生物安全刑法规制”为研究对象,围绕生物安全的界定、生物安全类犯罪、生物安全刑法规制立法现状、生物安全刑法规制理论分析及生物安全刑法规制的完善路径五个方面展开。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划分为以下五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生物安全立法上的概念和学术上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表明本文所指的“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及生态系统安全不受现代生物科技的研发、实验和应用等各个阶段活动的侵害、损害和危险。在此基础分析了四种常见的生物安全类型,即突发传染病、生物武器、生物实验和生物技术滥用。第二部分,主要对生物安全可能引发的犯罪类型进行总结,具体包括基因安全犯罪、生物恐怖主义犯罪、生物保障安全犯罪及生物实验安全类犯罪。进而明确了生物安全类犯罪的三个特点,即犯罪手段隐蔽性、犯罪行为多样性及破坏程度广泛性。第三部分,对我国生物安全刑法规制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刑法对生物犯罪的规制及《刑法修正案》对生物犯罪的规制。第四部分,主要围绕生物安全刑法规制的理论进行阐述。分析出传统刑法理论对生物安全刑法规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保护不严密、定位不准确、预防不到位三个方面。同时提出了预防性刑法在生物安全刑法规制中的合理性,表现在刑法保护的早期化、刑法预防的严密化及反对刑罚严厉化。第五部分,提出生物安全刑法规制的完善路径。结合生物安全类犯罪的特点,预防性刑法理论为该类犯罪的规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路径。完善生物安全法与刑法规范的衔接,具体包括生物安全法与刑法总则及刑法分则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