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自古以来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知与行的思想不断地得到新的演绎。但是,当历史的指针走到近代,以往的知行观在面临中国最亟待解决的难题前,却尤显“捉襟见肘”。事实已经证明,单凭中国传统的知行观祈求救中国于“刀俎”之下的愿望,均已破灭。马克思主义虽为科学的精神武器,但欲解决具体而现实的中国问题,非以中国之逻辑来与之对接不可,非以洞悉中国之实情不可,亦必有正确操作这精神武器之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武器,集成以往知行观之精华,整合中外哲学资源,立足中国革命实际,依靠人民主体,创立了辩证唯物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知行观在内涵上实现了对传统知行观的根本性超越,并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能够在中国发挥作用找到了其逻辑上的着陆点。在以人民作为知与行的主体之基础上,毛泽东知行观“重行”的特色尤为明显。其“知”可分为事实之知——实践之知、价值之知——德性之知,以及蕴含前述二者之义并且明显表现出目的性、追求无支配理想的自由之知;其“行”以人为主体可划分为做事、做人以及蕴含前述二者之义并且表现出重效果、追求无支配现实的“自由”之行。一切的“知”最终都是为了“行”。但是,从理论形态的“知”到充满现实的“行”的转变,并非易事。知行中间有促其转化的中间介质,“知——信——行”以公式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过程。毛泽东正是注重“信”的作用,一次次地实现了知行统一。毛泽东知行观在当代,也有其“行”的启示意义。“学——做”与“知——行”,究其哲学上的基础,可发现有共同的意蕴。理解到这一点,便为解决当下在一定范畴内处于“分离”状态的知与行的问题,提供了可追寻的线索。经推敲可得,“学——做”之间也需要充分发挥“信”的作用,而“信”的建立又需要再次返回毛泽东知行观中寻方法,即改造作为“学——做”主体的主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