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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和个人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中至少受过高中程度教育的比例相比发达国家依然较低,且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水平发展极不平衡,农村教育投资和教育水平均远远落后于城镇。这不仅将制约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还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一直以来,消除阻碍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之影响、全面提升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是政府和学界均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
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受到教育供给和劳动力市场教育需求两方面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聚焦点,主要在于如何通过提高教育供给的数量和效率来促进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及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相对忽视了劳动力市场需求在这其中的影响和作用。与从教育供给和个人及家庭特征等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丰富文献相比,从劳动力市场需求视角研究个体教育投资决策以及解释城乡教育差异的研究至今仍较为少见。本文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化的背景,着眼于从劳动力市场需求视角分析其对城乡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影响。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回答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出现了就业极化趋势?影响劳动力就业极化的因素是什么?(2)劳动力就业极化如何影响城乡适龄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宏观和个体微观数据层面刻画我国劳动力就业极化现象及特征。本文发现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高技能就业和低技能就业增长,而中等技能就业大幅下降的极化趋势。同时,我国的劳动力极化以低技能需求大幅增长,而高技能需求增长较缓为特征,表明我国高技能需求相对不足。
第二,从消费偏好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就业极化的原因。首先,本文采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发现户主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家庭会消费更多的低技能服务业产品和高技能服务业产品。该结论从消费溢出角度验证了“消费极化”现象,从需求结构角度为就业极化提供了一个解释。其次,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发现,不同来源技术进步具有不同的技能偏向,自主研发显著提升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而技术引进对于低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具有显著正效应。技术进步的不同来源是制造业就业极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第三,分析就业极化对城镇适龄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及机制。重点考察高技能劳动需求对城镇适龄个体大学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采用地级市层面就业数据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劳动力市场高技能需求显著提高了城镇个体进入大学学习的概率,其影响机制在于个体和家庭对高等教育回报上升的响应。就业极化对城镇居民教育投资总体表现为较强的促进作用。
最后,分析就业极化对农村适龄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及机制。采用地级市层面行业相对工资和就业数据以及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分别考察劳动力市场低技能需求和高技能需求对农村个体高中和大学入学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低技能行业相对工资上升对农村个体高中入学具有显著负效应,而高技能需求上升对农村适龄个体大学入学正向激励作用较为微弱,2013年时其对大学本科入学决策的影响不显著。低技能需求增长对农村高中入学概率的负作用主要来自高中教育机会成本的上升,高技能需求对农村个体大学激励较弱则可能是因为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获取高收入工作更加困难,以及农村家庭对劳动力市场上高教育回报的信息了解不足。因此,就业极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总体表现为机会成本上升带来的强烈负效应,以及教育回报上升带来的相对较弱的促进效应。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劳动力市场需求将影响个体教育投资行为。为了促进个体对教育的私人投资,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及教育回报,以增强个体对教育需求和回报的期望;另一方面,应提高农村家庭获得高教育回报的可能性,以削弱机会成本上升对其教育投资激励的负效应。只有教育投资的私人激励与教育供给政策形成协同作用,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我国整体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内生动力。
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受到教育供给和劳动力市场教育需求两方面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聚焦点,主要在于如何通过提高教育供给的数量和效率来促进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及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相对忽视了劳动力市场需求在这其中的影响和作用。与从教育供给和个人及家庭特征等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丰富文献相比,从劳动力市场需求视角研究个体教育投资决策以及解释城乡教育差异的研究至今仍较为少见。本文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化的背景,着眼于从劳动力市场需求视角分析其对城乡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影响。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回答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出现了就业极化趋势?影响劳动力就业极化的因素是什么?(2)劳动力就业极化如何影响城乡适龄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宏观和个体微观数据层面刻画我国劳动力就业极化现象及特征。本文发现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高技能就业和低技能就业增长,而中等技能就业大幅下降的极化趋势。同时,我国的劳动力极化以低技能需求大幅增长,而高技能需求增长较缓为特征,表明我国高技能需求相对不足。
第二,从消费偏好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就业极化的原因。首先,本文采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发现户主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家庭会消费更多的低技能服务业产品和高技能服务业产品。该结论从消费溢出角度验证了“消费极化”现象,从需求结构角度为就业极化提供了一个解释。其次,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发现,不同来源技术进步具有不同的技能偏向,自主研发显著提升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而技术引进对于低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具有显著正效应。技术进步的不同来源是制造业就业极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第三,分析就业极化对城镇适龄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及机制。重点考察高技能劳动需求对城镇适龄个体大学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采用地级市层面就业数据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劳动力市场高技能需求显著提高了城镇个体进入大学学习的概率,其影响机制在于个体和家庭对高等教育回报上升的响应。就业极化对城镇居民教育投资总体表现为较强的促进作用。
最后,分析就业极化对农村适龄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及机制。采用地级市层面行业相对工资和就业数据以及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分别考察劳动力市场低技能需求和高技能需求对农村个体高中和大学入学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低技能行业相对工资上升对农村个体高中入学具有显著负效应,而高技能需求上升对农村适龄个体大学入学正向激励作用较为微弱,2013年时其对大学本科入学决策的影响不显著。低技能需求增长对农村高中入学概率的负作用主要来自高中教育机会成本的上升,高技能需求对农村个体大学激励较弱则可能是因为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获取高收入工作更加困难,以及农村家庭对劳动力市场上高教育回报的信息了解不足。因此,就业极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总体表现为机会成本上升带来的强烈负效应,以及教育回报上升带来的相对较弱的促进效应。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劳动力市场需求将影响个体教育投资行为。为了促进个体对教育的私人投资,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及教育回报,以增强个体对教育需求和回报的期望;另一方面,应提高农村家庭获得高教育回报的可能性,以削弱机会成本上升对其教育投资激励的负效应。只有教育投资的私人激励与教育供给政策形成协同作用,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我国整体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