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对长江口中华鲟自然种群特征、降海洄游习性,及其栖息地鱼类群落关系等方面开展长期跟踪监测和科学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华鲟标志放流、人工驯养、海洋中华鲟洄游及分布等保护研究,保护长江口中华鲟种群和海洋中华鲟种群,以延续中华鲟种群。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人工驯养中华鲟野生幼鱼能够实现中华鲟个体救护、活体基因留存、种群多样性保存的中华鲟保护目的。2006年和2015年对误捕于长江口的160尾中华鲟野生幼鱼,开展人工驯养环境下的生物学特征研究。结果显示,2006年实验中华鲟,6～8月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从15.4±0.64cm和26±1.34g,增加到29.2±0.75cm和108±3.87g,日均增长1.54mm,日均增重0.9g。2015年实验中华鲟,经过3个月的人工驯养,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由14.90±0.22cm和22.25±1.34g,增加到28.32±0.84cm和148.65±3.02g,日均增长1.49mm,日均增重1.40g。拟合中华鲟幼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分别为:W₂₀₀₆=0.1215L^2.0313（R²=0.9457）、W₂₀₁₅=0.0086L^2.9051（R2=0.996）,2015年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生长好于2006年的。当实验池水体水温超过24℃时,中华鲟幼鱼瞬时增长（重）率随水温升高而降低。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个体体长、体重变异系数小,平均低于2.60%和3.66%,表明个体生长速度快、差异小、大小规格整齐,也说明了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没有因为环境、饵料等变化而造成生长的停滞或缓慢。与同期野生环境下的中华鲟幼鱼比较,两者的生长存在差异性。总体上人工驯养环境下的野生中华鲟幼鱼生长状况要好于自然生长的。另外,实验中华鲟死亡率为5.0%,致死疾病包括肠炎、水霉病和细菌性烂鳃病。研究表明,野生中华鲟幼鱼对人工驯养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长速度快,便于驯化养殖,说明人工驯养野生中华鲟幼鱼有助于中华鲟的保护。2.2004-2018年,在长江口采样固定监测网监测和全年的随机调查的方式,共计监测到中华鲟幼鱼6600尾,中华鲟成体（年龄>8岁）有10尾,中华鲟亚成体（年龄为2-8岁）74尾。监测结果表明,2004-2018年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呈连续下降的趋势,2014年后出现补充量断裂的现象。2014、2016、2018年均未监测到中华鲟幼鱼,从而更加证实了中华鲟自然繁殖行为从连续转为偶发的变化。2015-2018年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的时空分布特征则与文献记载有所变化,出现了首现时间提前（近一个月）,终现时间延迟（约一个月）和出现时长由每年的5月到9月,变化成不连续年份的4月到10月的新特点,推论长江中可能形成新的产卵场,且距离长江口更近,或者中华鲟自然产卵时间提前。长江口中华鲟幼鱼多年平均体长为22.7cm,多年平均体重为99.0g,两者均呈逐年减少的趋势;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肥满度的变化规律和生长指数b的变化呈显著关系。从网具对中华鲟幼鱼的损害性分析,致死率由高到低的网具分别为定置张网（24.84%）、刺网（18.45%）、浮动张网（9.33%）、插网（3.05%）。通过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时空分布、生长特征等方面的变化研究,为长江口及长江流域中华鲟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方向。3.2004年至2014年在长江口水域标志放流中华鲟12570尾,开展中华鲟降海洄游习性和海洋中分布的研究,以提高海洋中华鲟种群的保护能力。标志放流野生中华鲟872尾,人工繁育F₁中华鲟11698尾,年龄包含1～25龄中的11个年龄段。2004-2009年以放流1龄人工繁育F₁中华鲟为主,2010年以后逐步以放流大规格的6龄人工繁育F₁中华鲟为主。放流前1个月开始对中华鲟实施盐度、摄食和波浪驯化,并逐步植入标志。放流中华鲟均进行了体内体外双重标志,标志类型包括射频综合标志（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 tags,PIT）、体外银牌（Silver brand tag,SBT）、飘带（Plastic streamer tag,PST）、骨板标志（Plastic bone armor tag,PBT）、锚标（Plastic tipped dart tag,PDT）5种常规标志,以及脱落式卫星数据回收标志（POP-UP satellite archival tag,PAT）1种卫星标志。运输过程中,放流中华鲟采用单体充氧打包运输,放流时,使用连续活水放流槽和滑梯投放中华鲟,以减少中华鲟的伤害。研究结果显示:（1）共收集到24尾次常规标志中华鲟回捕信息,以及18尾PAT标志中华鲟的标志信息,常规标志回捕率为0.19%,PAT标志回收率为52.9%。（2）标志回捕或标志信息回收的时间在1～198d范围内,总体上呈现放流初期回捕率高,随着放流时间增长回捕率下降的趋势。表明长江口放流中华鲟在野外条件下可以存活至少半年,同时放流后初期的回捕是放流中华鲟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设置脱落时间与PAT标志回收数量和回收率成反比,设置脱落时间越短,PAT回收数量越多、标志信息回收率越高。PAT标志的短期效果要高于长期效果。（3）标志放流中华鲟的年龄越大,回捕率越高。回捕率最高的是12龄和16龄中华鲟,达到50.00%,其次是11龄,为25.00%,再次之是9龄,为16.00%。其他年龄段的回捕率均低于10%。回捕率最低的是1龄中华鲟,仅为0.11%。（4）回捕中华鲟中,PAT标志中华鲟全部进入海洋,50.00%常规标志中华鲟进入海洋。（5）长江口南支北港水道是标志中华鲟主要逗留场所和主要入海通道。（6）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可于短期内（≥5d）适应咸水环境,7d内即可从淡水环境的长江口水域洄游到海洋中。回捕于东海海域的有18尾,黄海海域的有12尾,降海洄游方向具有不确定性,随机分布于黄海和东海,可在东海、黄海之间折返洄游。（7）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分布于经度跨度7°,纬度跨度为9°的长江口水域和东海、黄海沿海大陆架海域。标志中华鲟最北到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直线洄游距离697km,最东回捕日本长崎县五岛列岛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30km,最南到达台湾海峡的福建宁德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40km。（8）长江口水域和舟山群岛海域是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的主要聚集分布区。（9）PAT标志和常规标志中华鲟的平均直线游速分别为7.89km/d、6.21km/d,洄游速度与洄游距离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10）通过分析回捕中华鲟生长数据和胃含物,发现长江口标志放流的人工繁育中华鲟仍具有野外摄食的本能,能在放流后立即恢复主动捕食的能力,且能够摄食海洋生物和河口生物。放流后能够至少存活6个月以上,能够很快的适应盐度而进入海洋,且可以正常摄食和生长。研究表明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能够适应海洋环境并在海洋中生存和生长,因而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对人工增加中华鲟种群资源具有一定贡献。4.根据2012～2014年在长江口的中华鲟等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数据,采用概率模型、网络分析方法对长江口中华鲟栖息地鱼类群落物种空间共现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分别使用GAM模型和BRT模型建立各站点水域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和时空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口鱼类群落模式主要为物种的随机共现,群落构建中以中性元素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环境变化驱动的随机因素对种间共现的影响大于种间相互关系;种间共现模式有显著的季节差异,这种季节差异主要与海洋洄游型鱼类和河口定居型鱼类的季节更替有关;高物种权度和中间中心性种类的季节更替影响种间共存模式的随机性,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对群落内信息交换的控制能力较强,在长江口鱼类群落中处核心地位。研究结果对长江口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盐度、p H值和叶绿素a对多样性指数贡献最高,而p H值、溶解氧和叶绿素a是对丰富度指数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子。BRT模型对于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拟合和预测均要优于GAM模型。空间分布预测显示,相较于GAM模型,BRT模型能够对长江口小面积水域间的鱼类群落多样性作更好地区分,河口外水域的鱼类群落多样性明显高于河口内侧水域,而长江口北支水域的多样性要高于南支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