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经媒体一直以其能够建立媒介经济议程,影响公众经济认知而在财经媒体用户心目中享有很高的权威地位。但这种权威在互联网时代却遇到了全方位的挑战。2017年用户对财经金融新闻内容类型偏好占比高40.80%,表明了财经信息的消费需求一直在强劲增长。而与此同时,曾经备受读者、观众青睐的财经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和报刊的发行量却在持续下滑。本应成为广大中小投资者判断市场、进行投资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的财经媒体失去了财经信息渠道终端的控制权,甚至于财经媒体自身经营也面临着生存危机。因为事涉用户自身的经济利益,财经新闻或信息能否帮助用户投资创富,成为他们对财经媒体认同度最高的一种功能期待。如果说前互联网时代因为渠道、内容等资源的垄断,用户无法选择,那么互联网时代“技术”的赋权,使他们拥有了选择财经媒体的自主权。但财经媒体核心用户中小投资者却十分热衷于获取各种“内部”和“小道”消息。这也是财经自媒体蓬勃发展的重要社会原因。用户需要财经信息,可以选择财经媒体却很少利用这个渠道,是不是意味着用户对中国财经媒体及其生产的信息资讯失去了信任?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信任是一种常量,还是一种变量?为何用户与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关系在今天探讨更有意义?中国财经媒体信任如何以及何时形成?这些信任组成条件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论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即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问题。互联网时代,中国财经媒体信任问题对于理解财经媒体影响力形成和重建媒体财经事件舆论主导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围绕着上述问题,论文选择了QCA定性比较分析分析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18家面临用户流失问题,处于融合转型后,在互联网时代拥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财经媒体在互联网技术倒逼媒体转型过程中信任生成与媒体所有权、媒体功能定位、财经记者学科背景、技术采用等因素的交互作用。绪论围绕着中国财经媒体信任问题的提出,介绍了问题提出的背景和研究的目的意义。在文献回溯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紧跟着介绍了论文研究内容、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第一章的基本任务在于为后面几章的内容提供一种理论路径和分析框架,探讨中国财经媒体信任形成的不同组合路径,为后面的论证奠定研究基础。将中国财经媒体传播力数据输入进fcQCA软件进行了模糊求解,讨论了中国财经媒体的信任形成的不同组合路径。第二章在财经媒体信任现状的基础上,论文从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入手,分析了互联网时代财经媒体初始信任的获取与制度逻辑、技术逻辑和内容逻辑之间的关系,并对初始信任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第三章研究着重分析了用户的信任倾向和财经媒体的使用体验对于财经媒体信任资源积累的关键节点,从需求维度、效率维度和期望维度三个层面分析了财经媒体信息和服务质量对于持续信任积累的重要作用。第四章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用户与财经媒体不再有交往,没有信息沟通,没有成功交易,就会产生信任的消解,成功的媒介交往促进信任,失败体验产生不信任,又称信任受损。对于信任受损,财经媒体一定要对用户的失误归因进行管理,在修复信息的时候兼顾情感修复。第五章针对中国财经媒体信任现状,从技术层面、内容层面、制度层面提出相应的信任提升策略。系统化探讨财经媒体信任形成过程后,提出三个层面的提升策略:从技术层面建构资讯行情数据库和用户互动社区;在内容层面实现“资讯需求”向“价值信息”转向;从制度层面健全财经媒体的“防火墙”制度。论文研究的基本论点是,互联网时代,当媒体选择权重新回到用户手里的时候,“用户选择”取代“资源垄断”成为了财经媒体新的发展要求。通过QCA运算分析,发现民营或私人控股的所有权性质,专业财经资讯和服务的媒体功能定位,技术导向的条件组合是建立中国财经媒体信任的最有力的解释途径。中国财经媒体信任在形成过程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认知层面建立的理性信任,这种理性信任的动态变化过程表现为以下三个不同阶段的交替出现:初始信任、持续信任和信任消解和受损。并不是说中国财经媒体信任没有情感型信任,信任的产生当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情感也是生发信任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但这种影响因素却在用户使用体验中以很快的速度被反馈并迭代掉。因此,中国财经媒体需要重新思考“有用性”这个概念,从技术层面建构服务于用户信息和服务的平台;在内容层面实现从“资讯需求”向“价值需求”的转向;同时在制度层面完善采编、经营两分开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网络信息传播条例保护法,为提升财经记者和财经媒体的信任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