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驶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如何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的增长点,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新动能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金融的支撑。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发挥着为实体经济造血、活血和输血的功能。“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数字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模式,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科技推动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实践创举。当前,数字金融以惊人的速度革新了传统金融的技术、模式与业态,以低成本、高效率、广覆盖的优势为经济主体提供了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供给不足,缓解了金融资源错配,提升了金融体系运行效率,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促进、放大和倍增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出独特的优势。因此,深入理解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系统剖析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对于破解当前中国经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困境,实现中国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聚焦于“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两大核心主题,主要内容按照“核心概念、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典型事实→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启示与展望”的思路依次展开。具体而言:首先,通过文献回顾与梳理,明晰了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内涵,评析了相关文献的进展与不足,并进一步阐述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为后文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其次,基于数字金融的发展特征、演进轨迹和推动因素,分析了数字金融给中国金融系统带来的变革以及自身发展存在问题,同时量化刻画出数字金融的整体特征、动态趋势与区域分布,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演进趋势进行相关分析,呈现研究对象的典型事实。然后,由典型事实抽象出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以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为主线,系统剖析了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劳动力渠道和全要素生产率渠道,揭示了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机制,构建了一个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接着,采用2011—2019年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同时,利用分位数回归、门限回归等多种计量方法从横纵双重视角深入剖析了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区域效应、普惠效应、监管效应和动态效应。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分析框架的三条主线出发,依次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劳动力渠道和全要素生产率渠道。进一步,构建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两大类型下的四种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数字金融更好地赋能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分别测度所在城市到杭州市的距离以及到所在省份的省会的地理距离,并乘以本城市以外的全国数字金融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以及借助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形成的外生政策冲击进行双重差分估计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横纵层面的多维度异质性。在横向层面,首先,从结构效应来看,数字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一级维度上都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呈现出结构性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其次,从区域效应来看,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中西部城市要远远大于东部城市,体现出数字金融能够成为中西部城市追赶东部城市的重要助力。再次,从普惠效应来看,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城市大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说明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一种包容性增长效应,有助于改善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局面。最后,从监管效应来看,门限回归显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随着金融监管强度的增加而增强,较高的金融监管程度有助于在金融稳定的环境下充分释放数字金融助力经济增长的效果。在纵向层面,从动态效应来看,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有着持续的促进作用,该促进效应随时间的推移缓慢衰减。第三,数字金融通过资本渠道、劳动力渠道和全要素生产率渠道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从资本渠道来看,数字金融增加了居民储蓄存款,推动区域贷款的增长,进而促进资本形成与积累,最终推动经济增长。其次,从劳动力渠道来看,数字金融激发了创业活跃度,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和岗位,扩大就业,进而增加劳动力投入,最终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数字金融在提升高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同时,并未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最后,从全要素生产率渠道来看,数字金融促进了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促进技术改善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破除“生产率悖论”,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第四,数字金融不但促进城市自身的经济增长,还能通过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辐射邻近城市的经济增长,形成空间溢出效应,放大经济增长效应的受益范围。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地理距离、邻接、新型经济距离、互联网距离等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与地理特征一样,社会经济因素对释放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样重要,利用数字金融放大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范围,不仅需要促进地理邻近城市间的沟通交流,还需要强化区域间经济和网络上的联系,从而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促进和倍增经济增长的效果。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以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为主线,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视角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厘清了“数字金融-作用机制-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补充和拓展了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呈现出理论体系构建落后于经验实证的现象,本文从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出发,构建了一个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数字金融-作用机制-经济增长”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弥补了现有研究探索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多从单一视角展开导致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不足,对数字金融功能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从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丰富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为决策部门壮大数字金融进而更好地赋能经济增长提供具体实施路径。第二,准确揭示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并进一步采用分位数、门限回归等方法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监管强度、劳动力技能等视角挖掘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多维度异质性影响。一方面,部分文献在内生性的讨论上仍相对比较欠缺,本文在构建地理距离工具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形成的外生政策冲击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充分揭示了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对于异质性的分析多集中于地理区域和三大资本的考察上,分析方法上也相对比较单一。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发现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低分位点经济发展程度的城市大于高分位点经济发展程度的城市,使用门限回归发现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随着金融监管强度的增加而增强,机制分析部分还发现数字金融在提升高技能劳动力比例的同时并未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替代,以上发现不仅拓展了异质性影响效应的内容与深度,还为改善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局面,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均衡,优化就业结构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参考。第三,从经济紧密性和互联网关联性的视角构建社会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发现了数字金融不仅可以通过地理区位辐射带动邻近城市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强化区域间经济和网络的联系来放大经济增长效应的空间范围。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探究了地理特征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然而,充分释放数字金融扩大经济增长效应的受益范围的效果,不仅依赖于区域间的地理区位,还与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紧密相关。本文进一步构建新型经济距离和互联网距离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特征空间权重矩阵,揭示了数字金融还可以通过强化区域间经济和网络的联系来突破地理束缚和区域限制,进而放大和倍增经济增长效应的受益范围,不仅拓展了数字金融福利评估的范围,还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构建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格局提供了新兴金融侧的突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