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为致力于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打开了一扇窗。文化学派突出了译语文化环境对翻译不可或缺的影响和作用力。其中文化学派的先驱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则系统地研究了改写“三要素”对翻译活动的操控，认真地审视了诗学、意识形态和翻译之间的关系。作为语言和文化的沟通工具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方面因素的驱使对源语文本和文化做出各式各样的改写。意识形态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翻译文本的生成、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都起着无形的操纵作用。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一定的改写。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改写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通常，译者为了满足译语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源语文化为代价，对源作作一定程度的改写。本文以安妮·普鲁短篇同性小说《断背山》为个案，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框架，揭示了意识形态是如何在《断背山》的翻译过程中进行操控的。通过对小说的中英文本进行比照和分析，本文阐明了同性小说《断背山》中同性恋话语的翻译是如何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是如何改写源文中的同性文化现象的。由于不同文化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度和容忍度不同，译者也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保证不超出大众能接受的伦理范围和审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