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作为一种理念非常古老。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曾论述过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并对政府管制有过初步的制度设计。后来的重商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都曾有过政府管制的设想。然而，真正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初衷的政府管制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并在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得到迅速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一度变成管制资本主义。 出于弥补市场失灵的考虑而建立的政府管制制度并没有局限于市场经济国家，而是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地。在类似于韩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新兴国家，在类似于中国的一些转型国家，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都使人们对政府管制有比其他地区更严重的倚重。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任何一点失序，都会要求政府予以管制，把管制视为包治百病的万验灵丹。社会内部弥漫着对政府管制的迷信和非理性的期待，政府也以极为自负的态度要求着管制权力，似乎政府管制一到，社会弊病全消。然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践表明，事实远非如此。政府管制并没有像设计它的人们所期盼和从事它的人们所期许的那样有效，而是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管制的失败，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面目出现的政府管制却成了问题本身。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都有一个以削减针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规章制度为核心性内容的放松管制的过程。我国始于2000年左右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是放松政府管制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政府管制从产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经历了产生、发展强化、放松管制的曲折历程。作为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权利主体之自主性活动的微观干预，它的内在规定性和功能上的优劣已展现得非常清楚。人们在中微观层面对它的多角度研究也比较充分。这为我们从宏观层面，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从利益集团博弈角度，从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角度透视政府管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因此，本课题拟对政府管制进行政治学视角的研究，破除人们尤其是那些具有国家至上主义传统的国家中的人们对政府管制的崇拜和迷思。 论文第一章是对政府管制概念的解读，提出笔者对政府管制概念的理解：政府管制就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诉求而对社会权利主体自主性空间和自主性安排的权威性限制。中国的政府管制由于其形成环境的特殊性而具有一些有别于西方国家政府管制的特殊之处。目前对政府管制的经济学研究较多，政治学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小；建构性研究较多，解构性研究相对较少(在我国尤其如此)。因此，本课题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必要而又有些艰难。 论文第二章回溯了政府管制的观念史和现实史。本文认为人类政府管制的思想由来已久，柏拉图、重商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有对政府管制的设想和论述，他们的思想观点为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正式建立政府管制制度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管制从产生到强化的发展历程，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自由放任到管制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其深刻的根源。论文第三章指出：政府管制作为一种约束性的制度安排，有其自身存在的逻辑基础，这就是公益与私益的矛盾。本文认为，公益与私益的矛盾使市场在协调利益关系时发生功能失灵，由此需要引入政府的力量，以权威手段来调节公益与私益的矛盾冲突，使社会成员追求私益的行为不至于产生损害公益的后果，并努力使这种行为引导到增进公益的方向上。政府正是凭借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介入到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并使这种直接限制社会成员自主性努力的行为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道义上的正当性。这种以公共利益为宗旨取向的政府管制行为具有抑制市场权力、实现公平分配、保障生命健康与安全、维护环境资源的价值诉求，政府管制因此而确立自己在社会上以及人们心目中的存在地位。 公益与私益的矛盾只是使政府管制制度的建立有某种逻辑上的可能，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还需要诸多社会条件。在论文第四章“政府管制：国家与社会”，本文以西方国家政府管制的产生为对象，分析政府管制产生的内在逻辑，即分析政府管制是如何在诸多社会条件下作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这里，全面性的大危机是政府管制建立的宏观背景，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呼唤并推动着政府管制，悄然转变的政治文化是政府管制建立的重要条件，最后，政府管制的建立也与政治家的积极推动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政府管制是诸多社会条件、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管制主要是社会自身的选择。 在第五章，论文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审视政府管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管制是一个制度平台，任何利益集团均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政府管制具有明显的利益再分配性质，任何一种政府管制政策都会导致利益关系的消长变化和利益格局的结构变动。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各利益集团围绕着政府管制展开激烈的竞争和斗争。于是，我们看到，在政府管制过程中，充满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角力。期望从政府管制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争取管制，而受到管制负面影响的利益集团则竭力抵制管制。特定的政府管制便是这两股力量博弈的平衡，这种平衡常常以妥协的形式出现。而在各利益集团的力量博弈中，结构密致型组织，尤其是企业又占据了博弈的优势。 政府管制作为对经济社会生活权利主体的直接干预，毫无疑问会涉及到与公民自由的关系。论文第六章就着力分析政府管制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自由是人类最首要的价值追求，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一项最能产生奇迹性硕果的艺术。自由既具有工具性价值，也具有超越工具价值而存在的本体价值，也就是说自由既因其有用而可欲，更因其自身而被追求。然而自由也是最难学习与掌握的行为艺术。其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自由地行动而又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政府管制是解决这一困难的一种制度安排。政府管制对自由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有保护性作用，又有限制性作用。后者因与政府管制自身的性质相一致而更为常见，尤其在人们出于纯功利或便利的考虑而过度地使用政府管制时，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实现自由与功利的统一，是我们在建立政府管制之初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论文第七章着重分析政府管制的失败现象。政府管制是以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优势而被人们所期待，然而，政府管制的实践却令人遗憾地呈现出失败的景象。政府管制的失败主要表现在管制目的的失落，管制成本的重压，管制权力的腐败，以及政府对市场理性和市场机制发育的阻抑。政府管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知识理性的有限性、政府行为选择的自利性、管制体制的非合理性以及社会心理的阻抗是导致政府管制失败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政府管制失败的逻辑必然性，本文主张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严格界定政府管制的范围，提高政府管制的透明度，强化对政府管制行为的监督与约束。 论文最后一章分析了西方国家放松管制的历程，并揭示其内涵的价值意义。文章指出：政府管制的失败引发了管制信仰的危机。人们要求放松管制，呼吁回归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面对风起云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政治家们迅速作出了回应。从英国到美国，从加拿大到新西兰，再到东亚的日本，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对管制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波澜壮阔的改革，“放松管制”成了西方政府改革中最靓丽的风景线。西方国家的这场“管制革命”有其深厚的背景和曲折的历程。而放松管制绝非仅仅是政府职能的应时性调整，也不是政府行政触角的暂时性回缩，它昭示的是人类自由的回归，是向更大自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