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是整个刑事法治的逻辑起点。刑法立法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刑事法治环境与刑事司法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个人的利益。刑法立法的基本原则是在刑法立法活动过程中立法者据以进行立法的重要准绳，是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重要体现，是连接刑法立法指导思想与刑法立法质量的桥梁。因此，刑法立法中必须遵循能够反映立法者基本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　　 本文认为，民主、科学、法治原则，最能体现中国当前刑法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因而是中国当前刑法立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指导刑法立法活动的具有根本性的准则，是立法者在刑法立法活动中始终必须坚持的原则，贯穿于刑法立法活动的全过程，因而有别于那些在刑法立法的某个阶段或某个方面必须坚持的一般性原则。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又不能脱离一般性原则，并且是通过一般性原则表现出来的。　　 就刑法立法的法治原则而言，该原则包括立法机关法定、立法程序法定、法制统一和符合宪法的规定。立法机关法定要求刑法立法必须坚持中央统一行使立法权，《刑法》第90条存在诸多不足，当前我国更不具备由某些地方制定刑法的条件；在我国刑法领域，不宜引入判例法制度，但是可以充分发挥典型刑事判例的指导作用，引导司法机关正确司法。刑法立法过程固然要遵守一般立法程序，但是就刑法立法而言，需要结合刑法立法的特点，加强立法程序研究，完善刑法立法程序：扩大提案主体，增加表决方式，设定公布时限，严格审查程序。刑法立法既要体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国策，又要体现对利益主体的平等保护，协调维护秩序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　　 刑法立法应当坚持科学的基本原则。刑法立法的科学原则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立法内容与立法形式的科学两个方面。从立法内容上看，主要是一要坚持犯罪圈划定适度，而一定社会影响犯罪圈大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行为内外两个大的方面，需要综合权衡；二要坚持刑罚设置合理，既要求总的刑罚种类设置合理，又包括个罪的法定刑配置合理；在当前，我国刑法立法应在坚持罪刑相对均衡的前提下，选择走整体趋轻，两极发展的道路，既符合我国的实际，也符合时代潮流。　　 在立法形式上，刑法立法要按照科学的立法技术立法。一方面要保持刑法体系协调，包括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协调，但在理论上还应包括刑法典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之间的协调，而我国今后在刑法立法模式上，在排除判例法这一法源外，对刑法的修改，不应采取单行刑法这一修法形式，而应代之以刑法修正案；附属刑法应以补充刑法典为原则，且要有明确的犯罪构成与法定刑设置，立法机关只能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概括式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应节制。刑法立法应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出发，适当兼顾行政管理的需要，协调处理好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之间的关系，防止刑法不当介入行政法领域；在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对民法已有明确规定的法律关系，应坚持“民法优先”，刑法不能再做出与民法不同的规定，否则有违刑法的必要性与补充性的特征。刑法立法语言应当明确，但我国现行刑法立法语言存在不少问题，在立法语言风格选择上，要首选立法语言大众化，以追求表述的明确性为目标。刑法立法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只有在对立法的必要性、可能性进行科学评估后，才能适时立法。　　 刑法立法应当民主。在刑法立法准备阶段，即法定的立法程序之前，要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对刑法立法的知情权、立法建议权。在刑法立法实施阶段，要扩大立法提案主体的范围；完善审议法案的程序：强化委员在刑法法案审查中的作用，发挥专门委员会在法案审查中的作用，建立委员会审查法案公开制度，举行立法听证会，进一步推行全民讨论法律草案制度；完善法案表决、通过程序：完善表决中的多数决原则。在刑法通过后，要有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由于我国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的立法监督制度尚缺如，本文从对常委会一般立法的监督理论出发，从监督主体设置、监督内容、监督程序实施三个方面，论证了对常委会刑法立法的监督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