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应对西方文明,乃是晚清以来中国人一个常论常新的核心主题。起码从甲午、庚子之后,面对着杌陧的危局,彼时的中国人就对于西方文明出现了一种悖论性的认识。一方面,他们艳羡包括“自由”、“民权”、“平等”等在内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惧于西方的强力与霸道。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既有着“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时的讲求“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温情一面,又带着“二十世纪”的“民族帝国主义”的霸道一面。从而,只有既学习西方的文明面,同时又采行西方的野蛮面,中国才得以屹立于彼时的世界之林。就思想脉络而言,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仍然处于晚清思想界的延长线上。虽然这场思想运动,曾被研究者们广泛地视为一场法国式的启蒙运动,来自欧西的“民主”、“博爱”、“世界主义”与“自由”等观念,构成了理解其不可或缺的标签。然而,当我们将视野投向历史现场,在这场思想运动兴起的时刻,由于彼时欧战（时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称）的刺戟,德国的强调国家富强的“军国主义”道路却也同时为知识分子所推崇。可以说,以国民觉悟为重心的法国启蒙式道路和以国家富强为重心的德国道路,相激相荡,共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事实上,彼时人之所以既拥抱法国道路,又推崇德国道路,还联系着一个为人所习焉不察的面向,那就是“帝国与民国之争”。以往对于此番争论的研究,大都放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与思想脉络之下进行论述,但若是注意到彼时盛嚣一时的欧战背景,所谓的“帝国与民国之争”,就如当时的李石曾所指出的,也可谓为“友德派”与“友法派”的冲突。帝制运动的支持者,援引德国的富强以及其所向披靡的战绩,为其主张张目。而其反面者,则拥护法国的民主共和,鄙夷德国的狂傲,视帝制运动为其一丘之貉,认为其既无法带来民主、自由,也同时不能带来富强与秩序。德国道路与法国道路的冲突,最终在欧战结束后“公理战胜强权”的喧嚣下,渐渐隐匿。一方面,欧战中的德国,和时人认为步武德国的军阀,均被视为“强权”的表现,是在新时势之下不得不打倒的东西。另一方面,处于“后共和政治”的背景下,迭经民初的共和乱局,彼时人拥护的“公理”,也渐渐远离了法国道路的具体内涵。在新的时势之下,彼时的知识分子又开始重新认识所谓的“二十世纪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