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诉行政执行作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主要是现实需要所推进的结果。通过对我国特有的法治环境进行分析，结合非诉行政执行的成因，可以发现非诉行政执行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行政法原理，法律性质也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既没有开庭，也没有双方当事人的法庭辩论，更没有法庭质证环节；而且当法院对此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合法性裁定后，由法院亲自执行，特别是2011年1月9日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行政强拆，改为司法强制搬迁，更是将法院推到矛盾的第一线。但正是这种“非主流”的“程序法”主宰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半壁江山。正如王学辉教授所言：“我国需要法治，但绝非西方意义上的法治。”近年来，行政审判面临严峻挑战，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未达到预期。笔者试图通过完善非诉行政执行为行政审判正名，以提高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水平，维护司法权威性，减少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为和谐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论文拟从四个方面探究非诉行政执行，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概述。主要理清非诉行政执行的概念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特征包括：特定的申请主体；特殊的法律程序；广泛的执行内容。性质的争论有行政行为说、司法行为说和双重性质说三种，笔者倾向于司法行为说。第二章：非诉执行制度的起源与成因。通过比较，以德国为代表的行政型强制执行制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性强制执行制度，揭示了当时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从而阐述了非诉行政执行的成因。第三章：现行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评析。《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程序上极大的完善了该制度，其主要原则可以归纳为法律保留原则、权责一致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但制度本身在硬件方面关于行政行为的效力悖论以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混淆等不足，在软件方面司法资源紧张，力量薄弱之国情等因素导致非诉行政执行仍然差强人意。第四章：非诉行政执行的阶段论构想。包括在我国现行政治经济社会下非诉行政执行的特点，以阶段论为指导，初级阶段着力点在于实质性的化解行政争议，制度完善方面包括听证制度和执行和解制度；中级阶段探讨的是良法之治下的非诉行政执行，重点在于裁执分离和行政公诉；高级阶段着力点在行政强制执行的诉讼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