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各省比照中央与地方间财政管理体制建立了本省的省对下财政制度，通过“税收分成”确立省级与地级市政府的固定收入、共享收入及分成方式，并对省际税收收入按照总额分成、递增分成及税种分成等模式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划分。“一省一式”的地方税收收入划分方案一方面考量着各省级政府在处理自由空间分级管理的分权性制度安排，同时也考量着地级市政府在进行自我管理、地方政府行为能力、制度创新异质性与辖区内要素流动性等经济问题的权衡举措。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拥有的是不完全税权，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与中央和省级政府层面的财政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税收分成是地方税收收益权配置的主体部分，对地方政府税收分成展开研究，能够较好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和地方政府与市场间财政关系。　　学界关于财政分权与集权产生的激励效应之争由来已久。我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得到了快速增长，学者们围绕着“经济增长之谜”展开了系列研究，研究者们普遍认同有效的“激励”措施能使得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努力”转变政府行为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即“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学派认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烈意愿来自于可支配性财政收入，财政激励能有效克制地方政府对企业伸出“攫取之手”，投入基础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相比较而言，“晋升激励”遏制了政府间区域合作，引致的努力水平较“财政激励”而言显得更低。在税收分成制度框架下，受财政激励效应影响，政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社会福利最大限度放大，“财政激励”显著优于“晋升激励”(乔宝云，刘乐峥，尹训东，过深，2014)。　　本文在中国式财政激励理论框架下试图回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分税制改革以来，“各自裁量”的地方政府间税收分成的变化轨迹、现状及其特点如何？第二，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主体税种的分成变化对地级市政府行为产生何种激励效应？第三，地方政府间税收分成变化对于经济增长在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分别作何种影响？围绕着这三个问题，本文利用地方税主体税种在两级政府间税收分成变化代替以往的财政分权指标，创建面板数据，运用财政分权理论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多水平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基于地级市政府财政收支提供的经验证据实证分析税收分成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从工业企业和宏观两个层面剖析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应，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具体作如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整理了1994年以来各省下发的省以下财政体制文件，梳理各省省级政府与地级市政府间税收收入划分状况，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税收分成的现状及特点。分析得出:我国省级政府与地级市政府税收分成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各地区财政体制存在进程不统一、变革不彻底等特征，即包涵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又嵌套着历次财政体制改革沿袭的残留。目前的地方政府税收分成创新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省对地级市的税收分成体制呈现出增收激励方式逐步多样化、财政体制制订更趋细腻化、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采取差异化的税收分成管理、激励措施逐步增加等特点。　　第二，实证分析了地级市政府的税收分成变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论证了地方政府在应对营业税税收集权时，将通过各类有效的手段发展经济，以扩大本地税基，增加一般预算收入。地方政府在面对主体税种税收集权时，会加大对财政规模的支持力度，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反而有所好转。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对税收集权的方法不一，税收集权对地方财政状况的影响途径存在明显差异，税收集权实际上减少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该地区无法通过发展本地经济维持原有的财政状况;而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其拥有充足的经济发展手段，因此税收集权并不会减少其地区原有的财政支出水平，这些地区财政自给率升高，并能够维持本地的原有财政状况。因此，发达地区应对营业税税收集权的措施更加积极有效。　　第三，实证分析了省与地级市政府间增值税分成比例变化对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及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通过分析增值税分成发生变化的城市样本观察增值税税收分成变化对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的微观效应。结果表明:增值税税收分成的减少将导致地区的工业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得到显著提升;地方政府将通过扩大本地工业产业规模来应对税收降低的可能，以稳定增值税税收的持续增长;面对税收分成比例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寻求积极途径解决税收问题。在稳定地方财力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依赖内资企业，地级市政府在面对增值税税收集权时，主要通过扩大内资企业的产值规模来增加本地税基，而对外资企业以及港澳台企业的产值无法产生显著作用，工业企业产值的扩大来源于数量的增加，而非已有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判定地方政府在应对增值税税收集权时，主要是通过积极引进新的企业进入当地以扩大税基。　　第四，构建了空间和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和多水平空间模型，实证分析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发展地区经济而与上级政府、周边同级政府间的策略互动特征。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受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制度约束，为实现经济增长会刻意降低税收征管效率，表面妥协于中央和省级政府，实则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土地财政手段来促进辖区经济增长;财政分权体制下，以外商直接投资率为代表的市级政府间横向竞争加剧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相邻地区的经济产出和财政收入特征会显著的影响本地经济增长，地理相邻的地区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带动本地经济增长率提高0.368％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税收分成度、外商直接投资率和转移支付享有率的增加则会抑制本地经济增长。群组内的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89，远小于群组间的-0.210，显示财政分权框架下的省际区域间横向竞争强于同省份各市间横向竞争;对外开放度在组群内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而在组群间则促进经济增长;对于群组内与群组间发展经济的不同偏好来看，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群组内的政府更多地偏好采用土地财政来促进经济增长，群组间的政府则偏好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群组内经济增长的空间交互效应远大于群组间的相互促进效应;群组间经济相邻的样本税收分成度、外商直接投资率和土地财政依赖度均抑制本地经济增长，而群组内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