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社会学的视域考察小说的生成与社会文化的深层关联，是小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欧洲的文学社会学，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自康德以来古典哲学的思想体系中，可粗略地划分为经验实证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和辩证的文学社会学，而这两种方法大多数时候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这些文学社会学方法对于发掘小说生成的社会诸要素，以及从哲学层面论证小说生成何以可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卢卡奇的小说发生学可作为小说社会学辩证法方向的代表；瓦特的以社会学方法考察小说兴起诸因素的研究，可作为经验主义小说社会学的代表；而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小说社会学可作为综合两种方法的代表。　　 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在海德堡新康德主义“精神科学”的影响中开始走向黑格尔的思想产品。他从历史哲学的层面考察了小说与史诗兴替关系的根源在于其“总体性”文化的存在与否。卢卡奇继承了温克尔曼、歌德、席勒以来崇尚吉希腊文化的德意志传统，把古希腊文化看作完整的文化，并以此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卢卡奇认为，在史诗的世界中，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意义、实然与应然、心灵与形式，都是主客一体的“完整”存在。“星光朗照”下的道路是清晰可依的。史诗后时代的人所栖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未知、无限、陌生的主客两分的世界。在无神的世界里，小说的出现正是孤独的、“有问题的”个体对自我的找寻，是一种对“总体性”的想象和建构。卢卡奇根据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把小说划分为抽象的理想主义、幻灭的浪漫主义、综合二者倾向的教育小说和趋向史诗形式的托尔斯泰小说以及难以命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与卢卡奇的唯心主义的悲观论调相对的，是对文学的经验实证研究。瓦特汲取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观点，并接受了Q.D.利维斯夫人的《小说与读者大众》中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小说领域运用了这一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瓦特认为正是在18世纪，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小说这一文类开始具有“形式现实主义”的特征。在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哲学背景下，区别于以往对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偏爱，这一时期的小说(novel)本身具有“新颖”的内涵，它不再以历史或传说为基础，转而关注个人经验、关注世俗生活，真正开始与之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瓦特还分析了与18世纪读者队伍有关的经济、文化普及程度、流通图书馆的成功、经济发展带来的闲暇时间以及恩主制度的衰微带来的出版商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等因素，都促进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的形成和读者队伍的扩大。　　 戈德曼生活在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法国，事实上，他的确也徘徊于二者之间。被称为“早期卢卡奇门徒”的戈德曼，在文学社会学研究中实际上采用了更多的经验实证成分。其发生结构主义方法指向在大环境中对一个行为的解释，即对行为发生的根源的追溯，要把它置入一个更大的结构背景，从而部分的、独立的事件或行为在一个整体中得到了说明。而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则存在于作品所透露的“世界观”，即从“文本”到“世界观”到“群体的意识和精神生活”以至于再扩展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层层递进的解释过程。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运用发生结构主义方法对拉辛和帕斯卡尔之间存在的共同的悲剧世界观进行了详细地分析，把他们透露的思想归入穿袍贵族这一社会集团的思想意识中，进而放进法国历史，甚至纳入整个西方社会，从而实现对拉辛作品或帕斯卡尔思想的理解。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他从历时层面，以小说不同的时期透露出的集体意识，对应于资本主义不同时期的形态特征，进一步对其发生结构主义方法进行实践。　　 无论是辩证的方法、经验主义社会学的方法或者二者的综合，在小说社会学实践中都体现出关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特别是个体性、个人的重要性、人与物的关系等，强调小说的生成与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