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斯为公共选择理论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开创性地运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来研究选民、政党、政府行为,初步探讨了政治市场的均衡问题。他认为,选民的目标在于从政府提供的政策中获得最大的效用流,政党的目标在于当选,政府的目标在于最大化政治支持。但是,它们面临着不确定性,这使得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意识形态对于它们来说都非常有用。唐斯在“一党执政”的民主框架下,探讨了政治市场的均衡问题。他认为,政党数量和政党意识形态主要取决于投票人分布这一重要的政治参数。在唐斯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后来的学者认为,理性的选民可能不会选择去投票,但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又有大量选民投了票,这就是“投票悖论”。为此,学者们探讨了影响投票人投票的各种因素,发现社会责任等心理因素似乎对于公民投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斯阐释了政党、政府的行为逻辑,但他并没有说明它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争取自身利益的,也没有说明它们的这些争取自身利益的行为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寻租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对经济的干预来“设租”,进而获得利益。有关政府产出的供给理论认为,政府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是最大化预算,这使得政府有隐瞒它所提供的产出的成本的倾向,政府提供的产出水平会偏离“最优”水平,此外,政府也有追求自身规模扩大的倾向。唐斯的政党竞争模型是在单峰偏好、单维政策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的。后来的学者放松了唐斯的假设条件。在确定性条件、单峰偏好和二维政策假设前提下,“循环”现象发生了,这体现为一个政党的政策总能被另一个政党所提供的其他政策所击败。在不确定性条件、单峰偏好和二维政策假设前提下,有学者发现,循环只存在于一个小区域之内。而对单峰偏好假设的放松,更增大了循环发生的可能性。有学者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做为政党竞争模型中的两个政策维度来进行研究,政治周期假说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宏观经济指标很重要,但是意识形态同样重要,他们声称,左翼政党更加注重失业问题,右翼政党更加关注通货膨胀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应该选取转移支持水平、GDP、税收水平等作为政策维度。学者们对他们建立起来的各种假说进行了经验验证。公共选择理论探讨政府究竟能不能有效地作出决策,提供公共产品,消除外部性。然而,在唐斯之前,公共选择理论文献主要是在直接民主框架下探讨,而唐斯将理性人假设广泛地应用于选民、政党、政府行为的研究,引发了后来学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唐斯及其基础之上的公共选择理论开拓了经济学家的视角,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包括经济结构不合理、腐败日趋严重等问题。唐斯及其基础上的理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我国不该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其次,中国必须切实建立起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本文认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只有下大气力解决法治的缺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问题,中国才能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只靠政策刺激民间部门,市场活力不可能被彻底激发,经济发展不可能步入良性轨道。最后,也必须认识到,改革是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稳步提高公民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