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是世界皆知的,即使在现代社会各种保障体系逐渐健全的情况下,储蓄率依旧很高,为什么中国人偏爱储蓄呢?为什么中国人风险偏好偏向于保守呢?程令国、张晔(2011)认为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行为可能与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时期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也即大饥荒经历改变了人们的长期风险偏好。目前,从国内外的文献看,将个人经历和个体风险偏好选择结合起来的经济学定量研究并不多,本文整理了河南省123个县1949-1979年的农业统计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尝试着对大饥荒是否改变了人们的风险偏好进行了定量研究。本文在文献综述和历史背景部分着重地介绍了造成饥荒的不同原因和大饥荒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等制度背景。因为造成饥荒的原因不同,对经历过的人造成的心理影响也不同。我们通过分析大饥荒(1959-1961)前后,人们对农作物的种植结构选择的变化,来识别这种变化是风险偏好变化还是对政策的反应造成的。于是,我们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设,第一,大饥荒并没有改变农户的长期风险偏好,他们意识到饥荒的发生更多的是典型的统购统销政策因素带来的,为了避免政策因素再次带来饥荒,农户们会增加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来积极抵抗统购统销政策。第二,农户们意识到饥荒的发生和制度没有太大关系,更多是因为天气造成的粮食减产,饥荒的痛苦经历在人们心中留下了烙印,改变了农户的风险偏好,让经历过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保守,在接下来农作物的播种选择上,考虑更多的是维生,所以会投入更多的要素在一些充饥、抗旱粗粮等粮食上。我们用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比(y1)和粗粮产量占总粮食产量的比重(y2)作为被解释变量,饥荒严重程度(drt)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选择1950-1956年作为基期,饥荒后不同时期作为对照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选择双向固定效应,通过不断加入控制变量,得到回归结果。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饥荒过后,人们的选择行为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大饥荒经历并没有让人们的风险偏好变得更加保守,以至于在饥荒过后会投入更多要素在一些抗饥、维生食物上,相反,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发现饥荒时期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在接下来的年份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y1)越大,粗粮产量占总粮食产量的比重(y2)越小,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支持第一种理论假设。最后,我们又验证了饥荒发生的原因,发现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和死亡率是显著的负相关,这又进一步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