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成书于晚唐的小说,《酉阳杂俎》在宋诗中获得了广泛的接受。本文选取宋诗化用《酉阳杂俎》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从梳理《酉阳杂俎》在宋代的接受概况,以及宋诗化用《酉阳杂俎》的基本情况入手,进而分析宋人的用典特征和成因,以求打通小说与诗歌的界限,考察不同文类间的交互作用。第一章从宏观上把握《酉阳杂俎》在宋代的接受情况,关注其主要通过写本、刻本和类书进行传播的特点,并根据类书收录时在内容选择上的偏向性,初步勾勒《酉阳杂俎》在宋代的接受情况。同时,梳理宋代笔记、刊本序跋等文献中对《酉阳杂俎》的征引和评论,进一步还原宋人对于《酉阳杂俎》之功用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类书的梳理,可发现《太平广记》《海录碎事》《事文类聚》《事物纪原》《记纂渊海》等宋代类书在对《酉阳杂俎》中的内容进行收录时,以地理博物类和历史琐闻类为主,而以鬼神怪异类为次。通过对宋代笔记和《酉阳杂俎》刊本序跋的考察,可知对于《酉阳杂俎》的两大特性——“博杂”与“怪奇”而言,宋人更看重其“备采录”“资考证”的史料价值,而非“语神怪,供诙啁”的小说价值。第二章对宋诗中的《酉阳杂俎》典故进行判定和整理,从而了解宋诗化用《酉阳杂俎》的基本情况。在典故的判定上,主要借助阅读史研究的思路,将诗人的阅读对象和行为纳入研究范围,而非脱离原始的阅读环境,做单纯的文本比对。只有证明诗人的确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读到过来自《酉阳杂俎》的文本内容,《酉阳杂俎》才可被视作确切的典源。以这一方法为依据,并以主题内容为线索,可梳理出宋诗中的四类《酉阳杂俎》典故,分别为佛道类、鬼神灵异类、地理博物类和历史琐闻类。在此基础上,再计算各类典故在宋诗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宋代各时期诗人的用典数量。经统计,可知宋代诗人更偏爱《酉阳杂俎》中贴近现实的博物和历史类记载,而非脱离现实的奇异故事。而从诗人用典情况看,从北宋初期到南宋后期,诗人人均用典数量基本呈倒U型增长。第三章前两节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总结宋人运用《酉阳杂俎》的特征及成因。在内容上,宋人之所以选择《酉阳杂俎》作为取材对象,并偏好其中具有博物性质,且较为生僻的内容,实与宋诗在取材上追求博赡生僻,重视学问化的特征有关。而他们对典故内容所进行的改动,则多与宋人思想中渴望功名、重视诗教、关注现实的一面有关。在形式上,诗人在运用典故时求新求奇、力主翻案,同时多用借代和隐语,这都与宋人受禅宗影响,主张“翻案”“绕路说禅”等诗学理念有关。上述种种“宋调”范式,不仅影响了宋人对《酉阳杂俎》典故的使用,也彰显出一种浓厚的士大夫趣味。然而,从南宋中后期开始,诗人对《酉阳杂俎》的使用又呈现出新的面貌。第三章第三节即以这一时期位于士大夫群体边缘的江湖诗人和女性诗人为例,揭示其不同于士大夫诗人的用典特征,如总体用典数量减少、多用熟典等。第四节则结合宋代不同诗人群体对《酉阳杂俎》之阅读途径和习惯的不同,深入探讨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经考察,写本是宋代士大夫诗人阅读《酉阳杂俎》的主要途径,其阅读方式多为记忆型。而南宋江湖诗人则主要依靠南宋后期的通俗类书,其阅读方式也多为具有功利性质的检索型。原典与类书、记忆型阅读与检索型阅读,媒介和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知识结构的差异,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于典故的使用。南宋江湖诗人和女性诗人的用典,反映出一种去学问化的通俗倾向,预示了宋元时期中国文学近世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