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立足史料，考察了《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在拒俄运动与日俄战争时期的传播活动。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民族主义被新知识分子接受并作为改造国家的武器。拒俄运动作为晚清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民族主义在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本论文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为文本，以拒俄运动和日俄战争为线索，探讨了两报民族主义话语中心的变迁及其原因。　　 1903年到1905年的晚清社会语境错综复杂，拒俄运动尚未平息，日俄又起争端，《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首先，1903年末拒俄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俄事警闻》的创刊本身就是运动的一部分，报纸自觉成为拒俄运动的宣传者，爱国拒俄是其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内容。　　 其次，日俄战争爆发，对战争的态度成为报纸与清政府冲突对立的原因，中立政策导致报纸对清政府彻底失望，这也是报纸民族主义话语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战争爆发之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报纸改名为《警钟日报》。这之后，报纸突破了原来相对单一的话题限制，关注的话题扩展，报纸有关内政的报道比重增加，民族主义话语由“拒俄”向“排满”转移。　　 第三，民族主义话语向“排满”的转变，实质是报纸已经对满清政权失去政治认同，“排满”是为实现民族主义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目标制造舆论。　　 《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不仅是拒俄运动与日俄战争的记录者，而且还是民族主义话语的积极建构者。论文不仅可以展现《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在建构民族主义话语过程中的复杂历史背景，还可以把握《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在建构民族主义话语时的具体方法和特征，揭示不同阶段与事件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