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思想家，他创造了一个深刻而又宏大的思想体系。后来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诠释韦伯学说。本文采取这样的理解方式：还原韦伯学说的行动主义本色，在劳动观的层面上理解它。 韦伯开创性地论证了西方的宗教文化(新教伦理)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关系。他认为，正是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诉求，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得以确立。那么，韦伯思想体系中理性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教义，又是如何与理性主义发生关联的呢?如果说理性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又是如何建立的呢?本文从社会行动的视角考察韦伯的学说，指出在韦伯的思想中，理性主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通过特定文化背景中人的社会行动体现出来的。而且韦伯认为，由新教伦理的“预定论”和“天职观”所引申出来的社会行动类型，是职业劳动。 在韦伯看来，这种被新教伦理赋予了宗教信仰意义的劳动，不仅和巫魅性的社会行动大相径庭，而且和传统的社会劳动相比，其理性化的程度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被赋予了信仰意义的劳动，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高度统一，是新教伦理理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韦伯认为，这种理性化的劳动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本文通过分析韦伯学说中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指出这种被赋予了宗教信仰意义的劳动是韦伯所揭示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 韦伯赞赏这种具有宗教信仰意义劳动，并认为，劳动的这种信仰意义的丧失，是现代文明陷入困境的根源。 本文在深入剖析韦伯宗教劳动观的基础上，从劳动观的视角考察了罗伯特·贝拉、森岛通夫和余英时三位学者对日本、中国的宗教文化的诠释。韦伯在考察新教伦理的基础上，从文化的比较分析的视角，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其它宗教文化体系作了论述。他认为，新教伦理的上述功能是独一无二的。三位学者在他们各自的的文化研究中，不约而同地论及到韦伯。他们的研究，作为对韦伯观点的一种回应，既进一步明晰了文化赋予劳动以信仰的逻辑，又否定了韦伯对新教伦理社会功能的迷信，体现了对韦伯观点的借鉴与超越。但是他们的回应没能解决韦伯劳动观深层次的缺陷。 马克思主义认为，首先，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的反映，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新教伦理在近代欧洲产生，并且塑造出新型的劳动观，并不像韦伯所认定的那样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这种经济基础，新教伦理和新型劳动观也不会产生、确立并发挥巨大影响。因此，社会意识尽管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但它本身却是第二性的，是有条件的。其次，在韦伯的宗教劳动观中，劳动是面向上帝的，它是信徒的“天职”，是一种禁欲的手段和途径。人的劳动成了敬奉上帝的一种手段，物质财富作为劳动的成果不是名正言顺地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增加人的福祉，而是为了颂扬上帝的恩德和荣耀。这必然导致对待物质财富的悖论性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在劳动中确证着自己的创造性和主体地位。而宗教的产生是有深刻的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的。虽然“宗教的异化本身只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马克思语)，但它毕竟是人类社会异化的产物，是人创造了宗教和上帝而不是相反。马克斯·韦伯因为没有宗教异化的观念，因此才会赞赏这种为了上帝的劳动。在韦伯那里，劳动具有“祭祀”(马克思语)的性质。因此，这种劳动即使是有生命力和生产效率的，也决不是值得赞赏和追求的。 再次，马克斯·韦伯认为，一旦劳动的宗教信仰意义丧失，劳动就会异化成为一种“娱乐竞赛”活动。他认为，正是由于劳动精神的异化，原本作为“轻裘”存在的物质财富成为一种“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韦伯语)。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是劳动本身的异化，而劳动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因此，韦伯把经济现实发生异化的原因归结为劳动精神的异化是错误的。韦伯不仅没有宗教异化的概念，更没有劳动异化的概念，他不明白，伴随着宗教异化的、更为根本的异化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是劳动的异化。扬弃了在宗教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异化，人的劳动本质会在更高的层面上得以复归。而异化的消除、即异化的扬弃也是需要仰仗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的。正因为韦伯没有正确的异化观，他虽然预见了当前的“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却看不到超越这种文明的途径与可能。 最后，在批判和借鉴韦伯劳动观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劳动观的必要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