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民生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区域经济增长对就业创造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的“低就业增长”甚至“无就业增长”现象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从市场选择与政府调控的双重视角,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开展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库茨涅兹法则、凯恩斯主义等理论的基础上,对区域经济增长就业效应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区域经济增长就业效应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并以36个大中城市为例,总结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时间差异、产业差异以及空间差异特征。进而,构建了以市场选择和政府调控为双重路径的中介效应模型,使用上述城市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对区域经济增长就业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现实特征进行了验证和解释。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从空间异质性角度来看,各地区城市市场选择与政府调控两条路径下的中介变量的作用各有不同,可归纳为: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大中城市在市场选择与政府调控两条路径的负向影响下,区域经济增长的总就业效应为负;西部地区大中城市在市场选择路径的负向影响和政府调控的正向影响下,区域经济增长的总就业效应为正;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可能由于不存在相互抵消,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显著。从时间异质性角度来看,2004-2012年,东部地区大中城市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显著为负,但在2013-2018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的负就业效应均显著降低,并且东北地区大中城市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也在两个时间段内由不显著变成显著为负。为了改善民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正就业效应的发挥,我国应该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转变发展观念,着重改善民生水平,使各地区因地制宜,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