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进行消费性支出水平的理论背景下，以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财政政策，俨然已经成为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之一。我国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合理利用政府公共投资，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正向效应，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我国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以期在当今的经济背景下探讨我国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并利用2002-200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经验检验。　　本文首先在梳理国内外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对政府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公共投资方面，本文主要考察了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为实现社会经济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性和公共性服务的投资活动;私人投资方面，其泛指各种以私人资本进行的投资行为，包括企业投资和居民个人投资。数据处理上，本文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家预算内拨款看作是政府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则由非国有经济中扣除外商经济部分的投资近似得到。　　接着，本文引入理论模型，通过广义的汉密尔顿方程测算可知，在最优增长路径下，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的变化对私人投资规模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挤出效应，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大会挤占私人投资的机会和空间，从而引起私人投资规模的缩小;二是挤入效应，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大会为私人投资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从而促进私人投资规模的扩大。前者体现为一种替代关系，后者体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的传导机制。　　然后，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首先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然后分别对中东西部进行分析，试图比较在不同地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差异。方法上，本文以STATA软件为基础，分别检测和比较了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数据结果除东部地区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外，其余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的公共投资在全国范围内对私人投资具有较为显著的挤入作用，具体来说，公共投资规模每扩大1％，就能带动全国范围内私人投资规模提高3.211657％。但是，从区域来看，公共投资的这种挤入效应体现的差异还比较大。在东部地区政府公共投资的挤入作用最为显著，公共投资规模平均每扩大1个百分点，私人投资规模就能提高10.00611个百分点;然而同(一)水平公共投资规模的提高在西部地区却只能带来私人投资规模1.675353个百分点的增长;中部地区公共投资的挤入效应处于居中水平，但高于全国水平，公共投资规模每扩大1％，私人投资水平相应提高7.635007％。　　以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政府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公共投资的增加，可以带动私人投资的增加。但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挤入作用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差。这说明，政府公共投资向东部倾斜，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政府公共投资的效率。但同时要兼顾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