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与传播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不可缺的文化支撑。抗战时期，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延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兴盛，与主要集中于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遥相呼应，共同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文化支脉，从而给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提供了话语支持与理论武器。　　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绝非偶然，既有其历史根源，亦有其现实原因。既受到了日本特别是苏联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实质上也继承了二十五史的治史传统，更与“史界革命”以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新流派、新观点异曲同工。既需要迎战昭和时期的应用史学与皇国史观，又需要抵制民族主义者的复古思潮，还需要借之以解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既是为了响应“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号召，亦是对战时国际关系的映射，更从属于红色政权对新型国家机器的全面打造。　　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沿革、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彼此之间的积极配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致力研究的史学领域有通史、思想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历史哲学和通俗史学，因此涉及的研究主题也十分广泛，例如社会性质与古史分期、近现代史与党史研究、历史哲学与思想文化、农民战争与工农运动、民族问题、国际关系、历史教学等等。　　在梳理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脉络的同时，亦能发掘出它独特的治史风格和重要的史学特征。延安史学工作者们在指导理论、史学思想、编纂体例、史料运用、语言特色与集体合作等方面，皆相异于中国传统的或近现代史家;此外，既秉承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又吸收了西方史学学科学理，还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　　通过对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仔细探源和认真剖析，大致提炼出其历史经验或教训，以期让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面对“新儒家”、“新道家”、“后现代”乃至“后后现代”等诸多中、西方当代史学思潮的冲击下，仍能继续结合中国国情进而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