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对农村社会结构及治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通山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带的老革命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据点，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主力部队曾经驻扎在九宫山上。通山县经历过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土地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两次运动都是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地区重大产权变革的历史事件。土地产权的变革必然带来村庄原有权力群体和权力格局的变动。格局变动的进程则是由各方利益诉求推动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发动村庄最底层的群体参与重大的农村政治运动，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力量下沉村庄并实现村庄代理人的转变。　　在研究中，本文通过对通山县Y村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实践调查，整理了十几位当年亲历建国后土地改革运动和合作化运动老人的口述史资料。通过借阅通山县档案局当年的存档卷宗和县志及党史资料，进一步整理和分析通山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及合作化时期的特点和历程，并通过口述史资料再现土地改革运动和合作化运动中，由贫雇农上升而来的新中农的政治行为及其逻辑。Y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于1950年全县试点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在土改运动初期，部分贫雇农对土地改革运动持观望的态度，他们采取的这种态度选择不仅仅是基于对原有村庄治理群体的畏惧和尊重的心态，也是基于自保心态下的理性选择。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都对农村的村庄治理秩序和治理结构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作为最贫困也是数量最多的村庄底层群体贫雇农，则是历次土地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争取和拉拢的主要对象。　　本文从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利益诉求出发，以经济人理性假设分析村民的政治行为，文章揭示了在本地区的历次土地重大变革进程中，贫雇农（新中农）的心态和政治行为发生何种转变，并通过分析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生政权的政府与他们最为依赖的村庄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土地改革运动后贫雇农因为土地改革运动中获取的物质利益及权力基础，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上升，使他们一跃成为中间阶层的新中农，身份地位的转变伴随着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和政权力量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通过对Y村新中农的产生及其行为发生的变化研究，寻找村庄治理和平衡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