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在经济新常态下已进入了产业升级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围绕公司原有资源、产品以及市场优势，通过或并购或新建的方式发展着更为多元的业务。然而企业的多元化实施效果各异，针对企业多元化的效果研究也尚不完善。一方面，已有文献中从线性视角考察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缺乏企业发展、资产变化过程中的非线性视角；而加入二次项验证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模型存在共线性较强、检测拐点有限的问题，因此本文使用门槛回归更有利于检验二者的非线性关系。另一方面多元化作为企业战略，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其是否实施、执行过程与实际实施的效果，因此对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门槛研究需要结合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作进一步验证。
　　具体来看，本文选取2012-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怎样的资产规模门槛效应以及多元化门槛，并检验治理结构对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资产规模门槛效应发现：企业资产规模处于不同阶段时，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分段性差异。当企业资产规模小于4.22亿元，公司资源应专注主业发展，因为企业缺乏额外的资源支持多元化，这一阶段的多元化对企业绩效呈现出较大的折损作用，此时专一化经营更适于规模较小企业的资源现状；当规模达到4.22亿元与16.33亿元之间，企业相比上一组有更多的资源，进行多元化时效果有所好转，呈现出的折价效果略微减弱；而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16.33亿元到238.01亿元之间，实证结果呈现出显著的溢价效果，此时公司可支配的资源较多，较大的规模决定了公司在其主营业务行业内的领先地位与市场势力，此时已足以支持企业拓展多元化来打破原有行业业绩的发展瓶颈；最后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238.01亿元以上时，实证结果显示多元化再次对企业绩效呈现出折价效果，因为此时企业规模已经较大，“无限”多元化往往会带来企业管理边界的模糊，运营效率和管理精力可能已难以支撑过度的多元化，这一实证结果也较符合理论逻辑与商业现实。
　　本文通过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多元化门槛效应发现：初期的多元化发展受企业通用性资源、内部资本市场帮助，有助于提升企业效益，当多元化程度HHI指数小于0.660时，多元化对企业绩效呈正向影响，然而当多元化程度超过0.660时，随着企业多元化程度过高，跨行业经营管理难度逐步加大，再增强多元化不利于企业绩效，此时呈负向影响，因此企业在进行多元化战略时，需要把握多元化程度，当多元化超过合适的程度后反而会损害企业绩效。
　　本文通过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公司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高管薪酬总额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均先呈现正向调节效应，后转变为负向调节效应。
　　不同于已有文献常用的线性检验与二次项检验，本文通过门槛检验模型对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相比二次项检验，门槛能检测出更多的拐点。现有文献缺乏针对制造业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二者间门槛效应的研究，且对门槛检验研究较不全面、对门槛变量的挖掘不充分。本文创新性的从资产规模、多元化程度与治理结构三个角度对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补充。检验治理结构调节效应时，使用门槛检验模型相当于系统分组，有效的避免了人为划分区间带来的偏误，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
　　本文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并为制造业升级背景下，企业未来决策是否实施多元化、如何提高多元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理论与数据支撑。通过进一步刻画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实证检验了不同资产规模、不同多元化程度、不同治理结构下，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差异，提供了如何更深入的衡量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具备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