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及(725-777),字至之,河南洛阳人。在天宝、大历时期的文坛享有盛名。被时人推举为“词宗”、“天下文伯”,与李华并称为“押主时盟”的“词林龟龙”。独孤及与天宝、大历年间的许多文人诸如李华、高适、岑参、贾至、李白、崔祐甫、皇甫曾、皇甫冉、刘长卿、张继、钱起、权皋、王季友、于逖、李嘉祐都有交往唱和,并培育出梁肃、崔元翰、朱巨川、陈京、唐次、齐抗、高参、赵憬、权德舆等一批优秀的门生,在当时文坛的实际影响力和声望不容小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在盛中唐之交声名显赫的作家,长久以来却不为后世所重,这固然与时代风尚的变迁和个人审美趣味的变化有关,然而他身前之声望与身后之湮没无闻的“落差”恰恰可以帮助我们窥见盛中唐之交最为流行的审美风尚,并把握下一个历史时期新的审美趋向。本文即以安史之乱前后踏上仕途的独孤及为研究个案,在唐代政治变革的大背景下来讨论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将自己塑造成为能文、能儒又极具吏干之才的“经世致用”型文人的,在具体阐述时则更侧重于独孤及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本文除“绪论”外,一共分五章。第一章对独孤及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进行概述。主要说明独孤及生活在一个反思安史之乱的时代,此时有社会责任感的儒家知识分子迫切要求以强化中原民族的儒家本位来凝聚世道人心,独孤及正是这个时代弘扬儒家思想、并将纸上谈兵的儒学主张贯注于具体事务的经世致用型文人的缩影。第二章专章讨论了独孤及的家世、生平,并对其儒、道、佛思想体系的建构模式进行补说。独孤及的家族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代北虏姓勋阀大族,然而这个家族自汉以来不断地汉化,到独孤及父亲独孤通理的时代已经成功地转型成为“文儒”型知识分子世家。独孤及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以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来建设他的思想体系、并走完人生的各个阶段的。虽然独孤及的思想构成是以儒家为主,但并不排斥道、佛。从他“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和“以儒悟佛”的思维惯势可以看出：在他身上,道家之逍遥是建立在儒家经世致用基础上的终极目标；而经过儒家思考方式改造过的禅宗思想则多了一分知识分子自我修身的味道。第三章集中探讨了独孤及文创作。《毗陵集》17卷文为我们研究天宝大历年间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独孤及文的史料价值有所补充。独孤及理充而气足的奏议文风、序文和记述文中精致的叙事写人技巧、碑志文黜华录实的写实特征、哀祭文的怨天主题与“缘事而发”的抒情特点,都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唐文创作的“大手笔”。虽然后世学者在回溯独孤及文学史地位的时候,总是回避不了韩、柳的丰功伟绩,然而因其在唐文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仍使得他在各个时代的“唐文三变”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第四章着重分析独孤及的诗歌创作。独孤及诗题对简短叙事的爱好,体现出从六朝的清简之风向元和以来散漫的诗序式长题过渡的特征；他部分诗歌“以文为诗”的特点显现出诗人对生活记录的兴趣远超过了对于诗味儿的追求,而此种特征正是向韩愈诗与宋诗散文化倾向的过渡；他另一部分诗歌“格调高古”的特点则体现出他有意识地超越大历时期的“华俗”之风,在质与文之间寻求平衡点的努力。当然,独孤及诗不如文,诗歌创作还存在着许多艺术上的不足。第五章主要探讨的是独孤及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并对学界通行的将其视为“古文运动先驱者之一”的观念提出了质疑。通观独孤及三篇为友人作的集序,可以发现他并未笼统地反对所有的骈文,而是在文与质、比兴与声律、内容与形式结合得恰到好处的前提下来反对南朝骈文末流的华而不实的。故他所抨击的徒有声色之美而无实在内容的骈文,绝不与骈文同等含义,甚至他自己的创作也是有骈、有散,或是骈散兼行。诚然,比起六朝和同时代的作家,他的确是创作了一定数量叙事写人、张扬个性、表现知识分子个体价值的散文,然这实在是与盛中唐之交“人”的觉醒与“人学”的崛起密切相关,因为在以“人”为中心的艺术表达中,散文的表述方式在描写行动、叙述事件、表达时间延续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天然的优势。换言之,独孤及的散文创作是在时代大风气感召下,作家无意识选择的结果。而散文在盛中唐之交的发展,亦是文学史一次自然而然的优胜劣汰的结果。当然,对于这样一次文学史的“自然”选择,并非一场有计划、有目标的“运动”所能表达。若是根本不存在一场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运动”,那将独孤及视为“古文运动先驱”的提法亦不能成立了。以今天的文学史视角,在天宝、大历年间,独孤及也许不是最出众的,然而从思想、创作到文学主张,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时代风神却使我们不得不把他当作理解盛中唐之交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最有说服力的个案来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