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强化亚太战略再平衡、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动力,不断提出新战略,使得能够站在更广的领域、更大的范围和更高层次的竞争与其他经济体进行经贸合作。中国与澜湄五国之间仍然以GMS(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合作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区域内各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动,GMS在处理政治互信、非传统安全、安全合作方面有效性逐年降低,使得中国与澜湄五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发展,澜湄合作机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了突破此区域国家之间的发展瓶颈,为国家之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做出新的尝试和挑战,澜湄合作机制一个由中国主导,六国共同发起的新型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以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为原则。研究中国对澜湄五国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对于推动我国更好的与澜湄五国进行对外投资合作、增强贸易往来,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助力东盟一体化建设和地区一体化进程,推进南南合作具有深刻意义。第一,本文通过梳理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相关文献,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结构影响的机制,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直接影响指因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机不同而促使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因此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结构直接产生的影响主要基于四大投资动机:市场导向型、效率导向型、资源导向型、战略资产导向型;间接影响是指由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引发的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布局的变动,进而导致母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机制探讨为下文的现实描述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第二,本文通过整理中国对澜湄五国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中国对澜湄五国直接投资的现状,包括直接投资的总量规模以及主要投资领域,中国与澜湄五国进出口贸易现状,包括进出口贸易总量规模以及主要进出口商品。认为过去中国对澜湄五国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现在投资领域逐渐多样化,制造业、服务业(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为主)、批发零售业投资,对外投资结构从单一到多样化转变。贸易方面,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中国同澜湄五国贸易额显著增长。向澜湄五国出口的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占主导地位转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占主导,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比例进一步上升。为后文实证研究中国对澜湄五国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提供现实论据。第三,基于2004-2018年中国对澜湄五国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检验了中国对澜湄五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澜湄五国直接投资,出口方面,对母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有促进作用,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对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产生贸易替代效应,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影响不显著;进口方面,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产生贸易替代效应,对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产生贸易创造效应。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密集度高,人口红利慢慢消失,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造成国内土地价格成本高、平均工资水平增长较快。澜湄五国与国内相比,土地资源丰富,获取的成本低,劳动力廉价,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输出则帮助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得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澜湄五国转移,一方面,由于直接投资替代产品输出,甚至国内市场的需求开始从东道国进口,从而对母国贸易结构产生优化,另一方面,国内产业的转移,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进出口商品结构产生变动。第四,从理论结论和实证结论出发,并就加大中国对澜湄五国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层面:台针对性“指导意见”,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专项资金,控制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企业层面:规范经营,塑造企业形象,建立合理的投资退出机制,投资可持续发展项目。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由于对东道国投资环境、投资政策、民族文化、劳务政策认识不到位或者出现偏差,容易导致投资失败,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己政治角色的作用,一方面,鼓励企业对澜湄五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访问的方式,加深与东道国政府关于经贸合作的交流,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绿色通道。面对东道国投资政策环境的变化,企业应该培养敏感的反应能力。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贯彻实施、东盟、澜湄合作机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平台的建立,企业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创造能力,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直面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